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行政问责制:权责对等的制度性保障

“权、责相符”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升政治文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要求政府具有“有什么样的权力,必须负什么样的责任”的责任理念。目前,“可问责政府”的理念正在中国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而这种“有权必有责”的制衡原则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必须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特别是启动异体问责机制来切实得以保障。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绩效问责: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深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功能。由于多种原因,在政府绩效问责制的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只有正确认识绩效问责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成功地推进政府绩效问责制建设,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避责的结构性差异——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问责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危机中的政府官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在公共危机中,问责压力、管理任务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扩大共同塑造了政府官员强烈的避责动机,而官僚运作模式又为其避责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已有研究表明,官员在危机应对中会采取多种方式规避责任,但对于官僚制如何提供消解责任的逻辑缺乏关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收集到的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官员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官员问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官员的避责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科层制下的中间层级官员避责策略更多,更容易规避责任;负责危机的专业职能部门由于责任更加确切,即使是中间层级的官员也难以规避责任。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网络问责的缺失与完善

网络问责,开辟了行政问责的网络视域,拓展了网络时代探讨行政问责制改革发展的理论视角。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大众性和异体性、分散性与集聚性以及便捷性和互动性。当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网络问责的效率,也严重制约了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加快治理和完善。     

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从7·23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的行政问责处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中行政问责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未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思考

<正>提高政府执行力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     

问责政治的逻辑:在问责与避责之间

问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问责与避责相伴而生。从责任、因果关系和时间层面来看,问责与避责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之间的对立可以从机构性、表象性和政策性策略三个维度理解。这种对立观的形成,源自对问责概念的片面理解和对避责行为的单一认识。要超越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相互促进,就需要重新认识问责概念的沟通意涵、正视避责行为的正面效果、建立问责与避责相连接的机制。从根本上讲,问责与避责关系认识上的分歧,是由特定的文化所形塑的,只有深入到不同责任政治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深刻理解问责政治的内在逻辑。     

关于完善行政问责程序的思考

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问责启动程序还不完备,处理程序也不健全。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对于有效发挥行政问责的监督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上,要完善受理与立案制度;在问责的处理程序上,要完善调查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论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的责任意识大大增强。但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被问责人承担责任方式难以界定;公众问责不积极;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责任,理清政府职权关系;增强政务信息公开度;完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各相关法律,使政治问责有法可依,实现问责法制化、制度化。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对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行政责任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基于自己的公权地位和公职身份,对授权者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应当承担的责任。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要在思想认识上准确把握行政责任的内涵及特征,在框架结构上坚持五大基本原则和明确四个基本问题,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着力解决四个难点,从而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