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刍议

自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等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中，尤其是2008年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问责风暴，国内一些媒体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行政问责年”。“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姊妹，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这是现代政府执政的理念。行政问责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政府问责：人大怎能集体失语

政府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面。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政府问责”风暴,孟学农、张文康等一批政府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和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重庆、长沙等地也相继实行了“政府问责”制度。“政府问责”风暴的兴起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设。但是,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SARS风波、密云事故还是吉林大火、嘉禾拆迁,作为代表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问责的真正…     

责任政府的首要标志是财政问责

李炜光近期在《书屋》杂志撰文认为，建立责任政府的首要标志是实行财政问责，即人们对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支出财政资金”以及“这样支出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和好处”提出疑问：作为被授予财政资金支配权的政府须如实作答，若发生错误则须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如果缺少财政问责，政治问责就是空的，民主法治也就是空的，没有实质性内容。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政府对人民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然而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利益动机、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权力的膨胀等特性,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政府责任保障机制,政府是很难主动履行其承担的责任的。因此,建立一套政府责任规范与问责保障机制必然是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政府的问责也是责任政府的核心与实质。     

论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的责任意识大大增强。但同时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政府责任、被问责人承担责任方式难以界定;公众问责不积极;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责任,理清政府职权关系;增强政务信息公开度;完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各相关法律,使政治问责有法可依,实现问责法制化、制度化。     

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

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的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是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问责制”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非典时期开始启动的“问责制”现在正被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然是责任政所,对人民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相对于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的法律责任而言,“问责制”注重的是民主制度层面的政治责任的监督。政治问责是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的,政府的行为与是否违法无关,而是关系政策是否失误。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完善问责法规,构建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这也就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必须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     

政府责任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政府绩效评估为视角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新型政府治理工具,在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过程中既表现出其管理主义导向下政府绩效治理功效,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政府责任治理内涵。然而,由于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实效性不足、结果运用功能弱化以及配套制度整合性不够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政府责任机制存在结果导向理念淡薄、行政问责机制不健全、绩效责任落实较难、责任结构欠协调等问题。当前,亟需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完善行政问责与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的制度整合,来解决好这些问题,加快推进政府责任机制建设。     

新时期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本文首先总结新时期环境的特点,说明这些特点对职能转变产生的影响或提出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层内涵及其实施理念。就职能转变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言,新时期的侧重点不再是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而要深入到政府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深入到政府在应该管理领域中的角色定位。职能转变的深化需要实施理念和机制的创新,需要坚持“协同政府”理念、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可持续性”理念以及“管理精致化”原则。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制度以及问责文化建设上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健全与完善.     

消费者应勇于向搭售说“不”

日前《新华每日电讯》以《黑龙江首次实行消防安全“过程问责”》为题．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黑龙江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将正式施行。这个《规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确定了消防安全责任制实行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并重的原则．改变了长期以来有关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的考评和监督工作一直以结果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现状。     

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重庆：出台我国首部高官问责制度

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定化的高官问责制度。这一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电子监察问责:价值、实践与反思——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信息化视角

西方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表明,信息技术嵌入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趋向之一。中国目前在电子监察系统中设计并执行了责任追究的机制,是电子监察问责的具体载体。电子监察问责是监察部门利用电子监察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信息,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等行为并追究责任的过程。它主要遵循公共性、责任性和依法行政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问责规范、透明、专业的工具合理性,但因技术至上的误区,存在问责的伦理、制度和治理的困境。因此,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政府回应和评估机制是推进电子监察问责的主要路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推行行政问责制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意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转变理念,划清问责制与株连制的界限,划清效果论与动机论的界限,划清腐败因素与管理因素的界限,健全法律与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并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     

当前问责制的功能失调

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回应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制度工具,同时也是一项多因素交叉且互为因果的复杂系统工程,由于实践时间不长,作为新生制度在实施中必然带有不完善性,突出表现为“问责过度”和“问责疲软”现象并存,看似背离的两种现象究其实质都是问责制功能失调的表现。从微观机理上看,原因在于责任制在制度规定、制度实施和责任追究（问责效力）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