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

本文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审视政策议程的设定。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其中,由价值取向、路径依赖、范式及溢出效应等组成的闭区间。政策空间一方面制约、限定了政策议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政策议程设定系统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作为与不作为,政策议程又为政策空间的拓展、延伸、调适创造了条件。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

政策议程的研究在当前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理论范式较多地从即时的视阈对政策议程的创建过程进行解释,而缺少历时向度的考察与对比研究,因而只能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进行个案式的说明,而不能归纳和概括一个特定时期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当然也就难以从宏观层面对不同时期的议程建构模式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因此,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将个案式的解释模型上升为一般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建活动进行动态化的梳理和比较,实现由单一向度的分析视角向"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方向转变。基于这一思考,以探究政策议程创建活动的"情境转换"与"过程变迁"及其内在联系为主旨,以政策议程创建模式为分析单元,提出了体制-过程模型,并以此为工具,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议程创建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种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特征、过程及其背景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探究我国三十年间政策议程创建模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体制-过程模型的应用进行说明和验证。     

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的话语民主分析

协合型政策议程作为体制内行为者通过"体制内协商"方式,持续吸纳公众利益诉求进而推动议题纳入政策过程的议程创建新类型,既是体制内外行为主体互相"借力"的过程,又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议程建构模式.立足话语理论确立的核心原则,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理应基于集体的反思理性和蕴涵着伙伴相依关系,但在多元行动者话语互动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行动者均具有同等的影响能力,而是存在着话语暴政.鉴于此,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体制内外行为主体的对话结构、发挥体制外行为主体在议程建构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不断增强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等多元途径,来搭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平台.最大限度地避免议程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操纵和垄断,最终实现我国协合型政策议程建构过程的优化.     

论网络舆论与政策议程的构建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网络舆论兴起并成为公民参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作用对于解析当前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具有普及性、即时性等特点,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政策议程的途径,对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微博设置大众议程及对公共领域建构的研究

主要立足于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从微博在设置大众之议程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影响力这一事实出发,探讨微博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可能性。由于传统媒体受制于单向传播的局限性,其议程设置功能相对于新媒体在逐渐减弱,而微博在设置大众议程上的功效则日益突出。议程设置作为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最终造就了公众舆论,而公共领域就是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所以说,微博所表现出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使得其具有重新建构哈贝马斯所言之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对我国特有政策议程模式的一种尝试性阐释

互联网作为当今人们快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表达信息的常见方式,成为当前公民表达民意、反映需求的重要渠道,然而呈多样化、密集化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只有部分能成功触发政策议程,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值得探究。本文在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对多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预设“社会——网络——国家”三元分析框架,结合政府回应情况总结归纳出三种网络舆情触发政策议程的模式,阐释我国网络舆情对政策议程的触发模式。回应性政策议程触发模式的优势在于政策的可执行性强、民主决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政府提高公信力,但该模式下可能致使决策者对问题出现误判、可能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火车票实名制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针对铁路部门在各节假日尤其是春运期间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我国在近两年来正式提出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分析这一政策由问题上升为政策议程的过程。并更深一步探讨了政策之窗的开启途径。通过这一模型说明了实名制政策的合理性,同时揭示了政治流在政策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