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作为一种理论,"第三条道路"具有进步性,但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研究述评

自2004年高盛资深咨询顾问J.C.雷默（Joshua C. Ramo）提出“北京共识”并以之概括中国发展经验以来,国内外学界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热潮。人们在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或影响力进行了思考。梳理他们对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坐标,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势。综合而言,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三个维度：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二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三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的价值审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价值论视阈,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从奠定民族心理基础、根植独特价值理念、激发与时俱进品格方面,揭示出文化自信是“双创”生成的价值基因;二是从倡扬原创性、张扬主体性、弘扬辩证法方面,表明文化自信是“双创”发展的价值引领;三是从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推进世界多彩文化的繁荣共生、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贡献等维度,明确文化自信是“双创”现实化的价值力量。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浙江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国家为浙江省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目标及其一条战略路径。它是一条全球的路、综合的路和立体的路。这要求浙江省必须做出对其战略式的回应和选择。这个国家战略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源和能量。其能量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不仅是眼前的,更是长远的;不仅是表面的,还是深层次的。历史证明,浙江省只有在满足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展自己。但战略总是长远的、连续的和逐渐的。这就需要构建一条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蕴涵与影响#br#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素,其中重要表现,一是“主体-自我意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前提因素;二是“民本-民主主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基础因素;三是“选拔-推举执政”、“决策-参与议政”、“限制-权力制约”等,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表现因素。这些民主因素的蕴含,有其重要的中国传统特点,并且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说明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并非简单地说是西方的“舶来品”。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准确把握“政治能力”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这一重大命题,把我们党“讲政治”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准确把握“政治能力”的科学内涵,是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学深悟透的基本功。总书记关心的这个“政治能力”要义深邃,需要从能力的来源、结构要素和功能作用等多维度来剖析,才能准确理解;这一与“领导职责相匹配”的政治能力,特指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特点相适应的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关于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辨析

辨析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重点在于辨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在认识论上混淆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错误地看作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把我国列入“国家资本主义”行列,是由于概念混乱,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概误认为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曾设想过,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将在西欧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地接力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设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