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瞬间爆发性、虚实交互性、范围广域性和难以控制性等特性，将成为社会转型期政府经常面临的一种社会危机形态。转变治理理念、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搭建网络对话平台、完善信息安全立法及建立健全预警与处置机制是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网络时代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对策选择——以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例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使得政府必须提升引导力和回应力。实践中,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速传播,政府在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政府回应法治观念存在偏差、法律制度不健全、回应能力低下等。为此,政府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强化法治意识,以合理迅捷为原则构建高效回应机制,完善合理的执法回应力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政府的引导力和带动力,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得到较好的治理。     

群体性事件中的行政规划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一系列由行政规划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规模和特点的梳理,发现行政规划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涉及到规划主体、规划程序、规划救济等法律问题。文章提出,有必要正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规划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应对行政规划主体不明、职责不清、程序不足、救济缺失的现状,实现对群体性事件中行政规划行为的法律规制,建立和完善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行政规划的救济机制,从而适应维护公民权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及其消减途径探析——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臣民性和依附性、专制性和人治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正由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由依附政治文化向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顺应这一变化，其治理理念中尚存的专制性和人治性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消减群体性事件必须实现政府治理理念向民主服务型和法治型转变，加强民众参与机制供给的数量和可操作性并使其制度化。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群体性事件:审视与反思

目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群体性事件。政府要依法应对群体性事件,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改进和完善现有诉求表达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群体性事件,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要慎用警力,并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要加强政府应对机制的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还要加强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建设,主动化解矛盾。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面临深刻变革。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重组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改革进程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完善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各种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从利益分配体系、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和回应机制、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等五个方面加以完善,以期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维护社会稳定。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作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集群行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存在，应该摈弃传统的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的思维模式，从法治的立场和公民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博弈的角度，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剖析及对策研究

突发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我国社会稳定大局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审视我国为维护社会稳定所搭建的制度平台，社会控制机制失衡、利益诉求机制不畅、权力约束机制缺位、政府考核机制不合理是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社会控制机制、畅通民意诉求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享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     

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从民生视角分析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一大政治难题,对其进行有效防范和治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切实改善民生是有效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有效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导向,积极更新政府理念,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政府舆论引导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后谣言肆虐,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政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舆论跟踪监控系统不健全、政府舆论分析研判系统不完备和政府舆情应对处置系统不完善。提高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实现对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构建舆论引导机制,即建立健全以全面协调为特征的综合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以舆情调控为核心的全程舆论引导机制和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舆论引导机制。     

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类型与集群机制研究

综合利益相关度和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分为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紧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松散直接利益相关者和松散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四种类型。结构性张力下的集体怨恨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呈现、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行动形成的情景刺激、导火索事件的社会认知以及群体心理与行动的强化等,成为促使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各类参与者集群的重要机制。因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要针对聚集人群的不同类型、集群机制、群体互动的不同模式,形成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相衔接的综合治理格局。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微信平台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与政府治理

微信以其私密、便捷、互动、即时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也给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颠覆了政府传统的舆情治理模式。在把握微信平台传播特点与群体性事件动员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思路

许章润在2008年第4期的《清华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从现实来看，群体性事件多发生于下述领域，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讨薪、移民安置补偿、国企转制、环境污染事件、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六大机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维稳工作的重要任务.为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维稳工作应重点建立六大机制,即利益公平分配机制、诉求回应解决机制、风险预防预警机制、危机妥善处置机制、舆论正确引导机制和事后责任追究机制.     

论我国行政约谈的司法救济

行政约谈作为政府部门创新社会管理手段之一,目前存在法律定性模糊、具体规定不统一和缺乏有效责任追究机制问题。基于合理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以及责任政府理论,对行政约谈提供司法救济是维护相对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与政府创新管理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民事自助行为制度化——兼评沃耘学者的《民事自助行为研究》一书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从国家管控走向民间治理、从权力规制秩序走向自生自发秩序的转型时期，而市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还尚未完全建立，诸如讨债公司、私人执法、暴力讨薪等创造性私力救济正不断地拷问着法律的正义性与可操作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现“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制度化来实现对民事自助行为的有效引导和规制，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极为迫切的制度诉求。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