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运行中防灾减灾的应急管理研究

对城市灾害进行了分类,总结其危害性,并分析了城市灾害的致灾机制;阐述了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程序"四阶段"的关系及内涵;从城市灾害的预防和准备、灾害响应、灾后恢复与评价三方面对城市灾害应急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加强防灾意识、灾害监测与预警、制定应急预案、演练应急预案是做好城市灾害预防与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城市灾害的响应工作应成立应急机构和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按照一定程序处理灾害,并及时认真对应急管理进行总结和评价.     

制度摩擦何以影响中国预算变迁? ——基于1992—2019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

【问题】间断-均衡预算理论通过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变迁得到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适用性如何?制度摩擦假设是否能解释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政治周期是否为替代性假设?【方法】论文通过利用1992—2019年的全国、中央和地方预决算数据,利用正态性检验、L-K值等计算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预决算变迁的间断性情况。除此之外,论文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间断性的影响。【发现】研究发现中国预算变迁遵循间断性逻辑,制度摩擦也是导致间断性差异的重要变量,其中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对中央政府预算间断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检验间断性的政治周期替代性假设,通过比较党代会周期和中央领导人更替周期的间断性,发现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算变迁为间断-均衡预算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进一步证明了“一般间断假设”和“公共预算的一般经验法则”,从而为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更多证据。而制度摩擦和政治周期假设的检验为中国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     

府际结构下领导注意力的议题分配与优先:基于公开批示的分析

注意力成为政策过程研究的关键要素,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优先性表达是理解政策变迁与体制运作的新维度。论文通过构建中央-省-市级政府首长的批示文本数据库,比较了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政策议题上分配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并检验了议题优先性在中国府际结构中的呈现。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议题作为领导注意力焦点对其他议题具有挤出效应即存在议题优先性,并且随着领导层级的降低,其挤出效应愈发显著;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议题分配上的稳定性、多样性分别与领导层级呈现出正相关性,这亦与政府职责分工体系特点深刻关联;政治周期变化对于领导注意力变迁具有显著的“间断效应”。论文探索了多层次主体的注意力比较研究,为解释中国体制运作中的“议题优先”及其运作提供了注意力层面的证据。     

灾害应急管理需科技保驾护航——以发达国家为例

科技是灾害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从国际视野审视发达国家的灾害应急管理,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认真思考和总结发达国家灾害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的建设经验,将有助于中国灾害应急管理科技保障平台的构建与完善。文章针对我国应急管理科技保障现状,特别提出了当前及今后大的战略思路和工作重点:首先,要为完善灾害应急管理提供科学认知;其次,要为提高完善应急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第三,要为提高完善灾害应急管理事件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技术的支持;第四,要建立健全共享信息的灾害应急管理科研体制。     

信息化时代下的未来公共组织

公共组织的变迁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更替。传统的以工业革命为背景产生的"科层制"公共行政组织已不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公共行政组织。本文在分析传统公共组织的特点和弊端的基础上,列举了影响未来组织变化的几种因素,着重强调了信息技术对未来公共组织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革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参与-回应模型: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

论文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模型,用以解释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逻辑、行为模式,以及不同环节、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制度逻辑。并通过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的实证分析进行模型验证。研究表明,以网络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被动回应模式是当代中国在网络参与背景下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主要模式,沟通机制是对其解释的关键因素。论文提出的"参与-回应模型"有助于提高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力度。     

和谐社会：政府从治理到菩治的价值转向

治理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为政治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不断寻求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优化。而政府从治理转向善治预示着秩序社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增量变迁,政府善治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共性决定了两者的契合点在于转变传统政府思维与运作模式,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互动制衡机制。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超越新公共管理：平衡控制与自主的渐增复杂性

论文主要探讨两个学术问题：在公共组织中，新公共管理和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复杂性和分层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分析这种复杂性的发展？政治和行政领导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其他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作用？论文在简要地概述从新公共管理改革到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变化之后，再以挪威两次改革过程为例经验地说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从而回答第一个问题。论文联系转型模型和新公共管理及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平衡控制与自主的经验以更具理论讨论的形式回答第二个问题。将依据磋商性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在设计复杂性和平衡政治控制与自主中对潜在层级控制是起限制作用还是起促进作用来讨论这些因素。最后反思新复杂性的某些结果。     

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较法律经济学

国家治理结构包括法律、政策与关系规则之三元组合,三者之间存在互补、替代与转化关系。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政策都不完备,如何维持平稳转型,防止良性社会资本的耗散和恶性关系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使人治、法治和关系治理形成互补效应,是规则实施多元化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中、俄两国转轨秩序演进的实践表明,根据三元甚至多元规则实施过程中的替代、转化、互补、互动等机制,实现相对平稳的法律变迁,是至关重要的。     

论灾害救援的国际法问题——以国际救援队的法律地位为中心

自然灾害发生后,只有在灾害发生国同意且发出请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救援队伍及其人员方可入境实施救援,现行国际法尚未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自然灾害。在灾害国际救助领域,现行国际法已经涵盖国际灾害救援队伍及其人员入境、特权与豁免、索赔与诉讼等。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法,建立国际灾害救援规则。     

德国宪法变迁理论的演进

德国宪法变迁理论发端于十九世纪末,经历了二十世纪至今的复杂演进.耶利内克将宪法变迁定义为一种宪法文本形式上没有变化但是通过事实引起的改变.黑塞将早期的德国宪法变迁理论归结于国家法实证主义的结果:法与事实的严格分离导致的不是规范性的加强,而是向事实的力的投降.伯肯弗尔德区分了通过政治事实的宪法变迁和通过宪法解释的宪法变迁,并且认为这种分类的原因在于宪法裁判制度的有无.经过黑塞和伯肯弗尔德两人的努力,早期认为政治事实的变化会直接引起宪法变迁的思想遭到摈弃,目前德国主流的做法是通过宪法解释来进行宪法变迁.宪法变迁的直接原因是宪法缺乏实效性从而贬损宪法的规范力,根本原因是由于事实的变化而引起的规范内涵的变化.然而,事实虽然可以引起规范内涵的变化,却不能证明这种新的规范内涵的正当性.规范的正当性只能通过其他规范来证立.所以,证立宪法变迁的关键是让它接受宪法核心规范的检验.     

对欧盟虚以委蛇? 以公共选择视角看罗马尼亚官僚选拔

论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框架,文讨论了罗马尼亚公共行政中的官僚选拔。全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关于官僚制的韦伯式路径、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官僚制论述的回顾、制度变迁和公共官僚选拔的理论构建和关于方法论的总结。第二部分是应用部分,作者对1990至2009年期间的公务员体系立法进行了深度考察,改良了里德和库尔特(ReidKurth,1988;1989)的组织变迁理论,并将改进后的理论应用于罗马尼亚的案例。这个新理论预测,罗马尼亚政治家在加入欧盟时将低效率地维持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务员体系,因此人们应该在2007年1月之前观察到一个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公共官僚选拔系统,以及随之而来在2007年1月之后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论文的文献研究确认了这个预测。     

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614段批示的研究

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是公共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论文提出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在正式职务稳定的情况下,议题重要性、问题严重性和领导偏好影响着领导人注意力分配。问题机制和偏好机制是两种注意力产生的机制。在问题机制下,不同部门为争取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相互竞争,议题重要性与问题严重性之和较大者才能够胜出。当领导人偏好起作用,与领导人偏好的契合程度是议题被关注的最重要因素。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是问题机制与偏好机制组合的产物,由于注意力瓶颈,偏好机制产生的议题会对问题机制产生的议题有所挤压。论文将批示作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度量,同时选取建国后正式职务稳定的毛泽东作为经验研究对象。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 614段批示,在借鉴相关注意力研究编码的基础上,论文展示了领导人注意力变化情况,同时以外交、政法、教育和卫生议题注意力变动为经验基础,证实了类乐透球模型推导出的若干理论假设,并为打开领导人注意力变动的"黑箱"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财政市场:概念发展与制度存在

政府虽然是财政中的关键行动者,现有研究并未体现对此角色的应有重视。有别于"政治市场"概念框架中政府的类经济市场多元行动主体身份认定和政治行动的经济学解释,论文提出"财政市场"概念:形态上,是以政府为主体构造的落实政府与纳税人交易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安排是对政府作为权力组织的公共性实践;行动上,是政府为巩固公共生产资格而以效率规范财政收支过程的生产经营努力,该努力是权力的进取表现,由政府作为权力组织的排他属性决定。经由概念的阐发和制度的解读,将政府从公正、无私、非人格化的简单身份认知中解脱出来,通过明确政府作为独立组织的职责定位和排他需求,解释和规范政府的财政运作。     

从"5·12汶川地震"看我国的制度与民生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从政府的应急措施,到全力以赴抓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再到而今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管理系统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新的气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深入的认识政治体制和公共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推动各项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将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

论文引入制度分析,重构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以分析不同灾害系统内社会资本结构的系统性差异。在国家—社会制度结构下,由于不同的制度结构对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和关系网络构建了差异化激励,由是,沿着社会—政治制度整合能力可以划分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类型;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内,社会资本的数量、类型和机制等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框架下,通过对四个自然灾害(阪神大地震、卡特里娜飓风、汶川大地震和海地大地震)的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灾害系统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在灾后救援和恢复中的社会资本结构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可以确认四种差异性的社会资本结构:整合型社会资本、分离型社会资本、动员型社会资本和离散型社会资本,从而解释了在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嵌入性"特征。     

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公共管理学科当前正处在充分吸收新科学研究成果、探索与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阶段。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共组织的结构和关系特征,探析无标度等特征的公共管理意义,不仅可以丰富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功能,而且可以加强公共管理研究的量化分析和实践应用价值。论文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将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归纳为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公共危机治理和信息传播、公共资源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及其他,分领域对研究主题进行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更好地把握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动态,进而创新发展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远离国家权力的支配,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农村集市,建国后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从而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公务员角色定位的困境分析及对策思考

对公务员角色的定位历来是公共行政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传统的行政学及其继承者——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把公务员定位为"公共人";公共选择学派则将公务员定位为"经济人"。但各种研究范式的分离与竞争始终没有摆脱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人性假设"和实证研究范式的限制。公务员角色在现实中发生错位,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管理主义运动兴起过程中公共行政陷入的身份危机。社会建构主义重视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把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而不是将其作为抽象的个体加以定位。因此,通过自由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手段,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或许是走出公务员角色定位困境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