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数罪并罚论

对非法拘禁导致被害人自杀死亡的案件,能否认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存在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重要原因说、客观归责说等多种观点,导致对同类案件要么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要么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存在将因果关系、结果加重犯和实质数罪混为一谈等问题。一方面,应当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肯定因果关系并不表明对行为人必须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论处。因为在非法拘禁这类封闭的作案环境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负有保护义务,有义务防止被害人自杀或他杀事件的发生,未履行这种保护义务的,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视罪过不同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应与非法拘禁罪(基本犯)数罪并罚。     

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原则

结果加重犯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论述对结果加重犯处罚的客观与主观基础 ,认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即客观上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主观上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     

被害人行为介入下的因果关系——评凤凰少女跳楼案

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刑法理论上是一直颇具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存在疑难。在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的过程中，介入了被害人自己行为时，应当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判断刑法的因果关系。同时，需要对实行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实行行为和介入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介入行为的异常性进行分析，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因果关系本身的相当性。     

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

故意伤害罪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法律性和直接性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应查明被害人受侵害前的原始状况，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侵害行为的性质与程度和有无消极因素的介入，以科学认定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     

对绑架罪中人质死亡情形的定罪量刑分析

在绑架罪中,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与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可认定为存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形;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应为故意;绑架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应以结合犯的理论来解释;绑架杀人未遂的,仍然适用《刑法》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但同时也适用刑法有关未遂犯的处罚规定。但绑架致人死亡适用绝对死刑的法定刑配置应予修正。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     

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的刑法规制——以城管故意伤害致死案判决为例

在现有的司法判例中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被不当的扩张适用，尤其体现在多起城管殴打特殊体质者致死案件的判决中，行为人因此被减免刑事责任。这种做法扩大了特殊体质因素的阻却作用，规避了行为人的罪责，因此在行为人本身就具有伤害故意的前提下，被害人特殊体质因素对故意伤害的行为人而言并不能作为责任阻却或者违法阻却事由，行为人应该对死亡的结果承担加重的刑事责任，并不因此而减轻罪责。     

论交通肇事中“因逃逸致人死亡”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行为人对于受害人死亡结果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如果为故意则应定为故意杀人罪。     

客观归属下监督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

刑法中的监督过失是解决在重大责任事故中现代组织体责任分配的重要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监督过失因果关系具有的多因一果性、间接性、多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极为复杂。为解决传统理论以及司法实践在认定监督过失因果关系问题上的困境,应当以客观归属作为认定的理论依据,以危害结果是否能够归属于监督过失行为为落脚点。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     

命不同价有异之我见——评我国死亡赔偿金及《侵权行为法》第17条的计算标准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主要以城乡各自的平均收入水平为计算标准，虽与死亡受害人的预期纯收入并不对等。但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国城乡之间命不同价的现实原因是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而非法律本身的逻辑缺陷。《侵权行为法》第17条同死同价的尺度设置比较合理，但建议对该条宽松适用，两人或两人以上即属“多人死亡”，赔偿金尽量按就高不就低的标准来计算。     

自首的实务问题探析

经传唤到案可以成立自首。投案对象可以包括被害人，但要求具有接受审判的意愿。亲友送首时，可以不要求行为人具有投案自愿性。供述同种罪行可以成立特别自首。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构成自首。     

重新审视影响死刑废止进程之被害人因素

死刑研讨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关于被害人在推动死刑废止进程中的作用学界却甚少涉猎。本文从刑罚理论角度出发论证并反思被害人在刑罚理论中的缺失，进而提倡建构被害人补偿制度从而为废止死刑的进程奠定民意基础，最后探讨被害人保护措施以推动死刑废止进程。     

试论被害者“危险引受”行为

近年来，被害人危险引受理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受到充分关注，其与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的被害人同意有着相似之处，均是在意思决定自由的框架下，通过被害人自主地决定侵害自己法益或参与引起法益危险的行为，来达到自己所要成为的那种状态。在主观上，无论是同意行为，还是危险引受行为，被害人都已事先预见或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在结果上，一般都会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同意制度不是被害者危险引受的理论依据，适用自己答责原理判断危害结果的归属，在结果属于被害者场合，便否定参与者的正犯责任。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

被追诉人的反悔权是否应当设立、如何设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中备受争议。无论从司法文明、司法契约角度,还是从制度本身,以及实体和程序要求,反悔权的设置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反悔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在行使时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司法效率降低和资源的浪费,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及被害人利益的救济其实并无实质性负面影响,而在当前司法环境并未给被追诉人多少“反悔适用空间”的情况下,反悔权应作为一项诉权被一般性认可,而非作为例外适用。因此,对反悔权的限制也不应当过大,而应针对由反悔权产生的具体矛盾,主要在适用前提、适用时间以及适用次数上进行限制。     

刑法语境中的“致人重伤、死亡”

我国现行刑法典多处使用了“致人重伤、死亡”的表述 ,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在规范性质上 ,具体表现为结果犯中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和情节加重犯中的严重情节 ;在刑法价值上 ,既影响定罪 ,又影响量刑 ;在罪过形式上 ,又有单纯故意、单纯过失、故意与过失相混合三种类型。并且 ,刑法中的“致人死亡”不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简

被害人和行为人是多数刑事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现行的刑法理论往往只考虑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忽视被害人的作用.而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影响有时超过了行为人的作用,尤其是风险的自愿介入对犯罪构成和刑事归责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被害人风险介入的犯罪论体系构建,力求赋予被害人正当化的根据,使其真正被纳入到犯罪评价中去,从而构建行为人、被害人和国家三元化的犯罪评价体系.     

论间隔死亡的损害赔偿——以受害人生前未起诉为研究对象

在间隔死亡中,存在受害人生前未向加害人提起诉讼和受害人生前已向加害人提起诉讼两种情况。在受害人生前未向加害人提起诉讼的情形中,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部分是固有损害主义,部分是继承主义。这种情形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用、误工费、丧葬费、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近亲属的逸失利益。通过提高死亡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实现死亡赔偿与伤残赔偿之间的均衡。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中遗产的确定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具体立法规定中一直存有争议，当这一制度和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交集时，更加剧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侵权死亡赔偿的各个项目是否属于遗产，取决于主张损失赔偿的权利主体．如果是针对死者的相关损失的赔偿．则应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如果赔偿的对象是死者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则不属于遗产，不应按继承处理。     

修复式司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种范式

修复式司法不仅仅是以前瞻性的观点来思考犯罪的性质,处理犯罪的后果,主张以修复代替惩罚,矫正加害人、补偿被害人、促进社会和谐,而是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视角,应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