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的属性及立法完善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特定性决定了诉讼对于公益保护的局限。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公益诉讼是作为行政管制的司法补充出现的,是以“补充管制”为目的和内容的“执法诉讼”,其基本规则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制度内容应与管制法协调呼应。我国公益诉讼法律规定不足,与管制法缺乏衔接,具有照搬传统的“私诉化”倾向,需要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加以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在内容上应 加强与管制法的内在关联,协调与管制执法的顺位关系,理顺检察机关诉讼与社会组织诉讼、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强化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构建。在模式上应构建“综合法+单行法”体系,遵循先具体、后一般的立法顺序。     

中越边境云南段＂三非＂人员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为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稳定，需要加强对边境地区执法管理。边境地区“三非人员”的管理和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警务部门应强化对“三非人员”形成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结合实际，采取区别性原则，强化对“新三非人员”的管理。     

WT0争端解决机制与国家经济主权的新变化

现今国际关系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但WTO争端解决机制却对各国主权权利的行使方式与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如WTO的强化“规则导向”、通过司法解释权途径延伸其管辖权、运用“审查标准”等做法,都对各国主权行使方式产生影响。     

析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

《管制刀具认定标准》是管制刀具管理的客观需要,它克服了以往以《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而造成的省际间标准的不统一,从而导致执法和认定的规制上的不足。但该标准也存在在文字表述上前后矛盾和实践执法中太过“标准”的显在不足。《管制刀具认定标准》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管制刀具管理规定》。     

数据安全治理的刑事合规建设方案北大核心

数据安全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话题,其目的在于让数据安全在流动中实现。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法学难题,特别是在刑法领域,由于数据安全犯罪的异变,单靠刑法规范可能力不从心。将刑事合规引入数据安全治理,一方面具有可行前提和规范指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相应的刑法困境。刑事合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遵循共治性与平衡性原则,在具体方案的构建中,应当选择“行政义务+刑法激励”的合规模式;在“分阶段”的动态框架下设计具体措施,以实现数据有效保护与合法利用两个维度的治理目的。     

对我国反倾销现状及对策的若干法律思考

我国加入WTO ,在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的前提下 ,如何对本国的产业 (尤其是弱势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 )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保护已成为眼下的一大课题。反倾销措施作为WTO“许可”的贸易管制方法无疑是最好的保护手段 ,其在规范市场、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试图对我国的反倾销现状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并总结出所应采取的对策。     

《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美国出口管制中的诱惑侦查

美国以《出口管理法》和《武器出口管制法》为基本框架建立起宽泛而严厉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对特定物品和技术的管制维护国家安全,落实美国外交政策。诱惑侦查频频亮相于出口管制执法活动中,呈现出介入的超前性、高度的欺骗性、极强的诱惑性等特征,并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将犯罪意念植入无辜者脑子”的倾向。近几年来美国出口管制执法部门频繁地将这一策略运用于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中。有鉴于此,国家应当建立预警和宣传服务机制,加强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企业或个人应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善用合同中的“鉴于条款”,诉讼中可以借助“陷阱抗辩”等相关的司法规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     

中国“入世”与国家主权

中国“入世”是自愿、自主的选择,但是WTO规则会对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包括立法、司法权在内的国家主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主权。主权概念自提出以来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始终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标,而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国家控制的范围。“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运用,表明中国在维护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振兴中华的目标,在有关主权的具体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     

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为例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美国开始加强出口管制,并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陆续添加了许多中国企业,试图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进步,牵制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特别是对我国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的打压完全无视本国宪法和国际规则,严重损害了我国法人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贸易环境,企业应该继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家也要加大对科研和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积极应对美国的制裁与管制。     

我国盐业管制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目前,社会各界主要提出放松盐业管制、坚持食盐专营和强化食盐专营三种盐业体制改革主张。文章基于“管制治理—管制激励—管制绩效”的管制制度分析范式,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理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等,通过对以上三种管制改革路径的优化,认为盐业社会性管制不可行、食盐专营制度不可续、国家专营制度不可取,筛选出我国盐业管制制度的次优改革路径——盐业特许投标制度,并设计出激励兼容的特许投标政策和特许投标治理体制,以期为我国盐业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参考。     

“一人一票”的民主面临哪些挑战

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首先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经济主权，所有的经济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各国的政治主权则越来越强化，“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由人民所产生。前者意味着政府必须“亲商”，否则资本流失，税基就会越来越小；     

用足用好优惠政策 推进海南国际化进程——关于我省贯彻实施出入境管理法执法调研情况的报告

为更好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作用，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0年工作要点安排，常委会华侨外事工委主任王全同志带领由部分工委委员和办公室同志组成的调研组，对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统称“出入境管理法”）情况开展执法调研，形成此调研报告，本刊摘要予以刊登。     

偷渡犯罪防范之一体化维度简

偷渡犯罪不仅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与主权，也对国家声誉、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偷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劳动力价格的反差以及一定程度上家庭因素的影响，享乐主义和侥幸心理，法律上的漏洞，等等。当前要预防偷渡犯罪需要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加强边管以及侦查等执法与司法活动，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泛“金新月”区域禁毒执法合作影响因素

泛“金新月”区域禁毒执法合作有国际法、国内法等基础,获得了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也代表了区域各国的意愿,并有其他区域的先导经验可供借鉴.但是,主权保护、文化冲突、法制差异、政治互信程度低等方面也阻碍了禁毒执法合作的深入开展.面对日趋严重的毒品形势,泛“金新月”区域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区域刑事法律体系、建立联合执法机构和联合执法区域等方式加强禁毒执法合作,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民商事域外取证中的障碍立法探析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各国障碍立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美国单方面域外证据开示的对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所规定的证据开示极为广泛。同时，美国法院还经常单方面地获取域外证据。美国法院的这种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很多国家认为美国证据开示制度是对本国司法主权的侵犯。在早期，许多国家对美国的证据开示命令只要采取外交抗议的方式。其后，一些国家为了对抗单方面的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纷纷制定障碍立法，禁止或限制在特定领域向美国法院提供证据。而美国法院为了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也先后采取了礼让分析、平衡原则、善意原则等来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冲突。研究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     

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理论真的走向死亡了吗——与周永坤先生对话

主权是国家统治权和管理权的一种称谓,而统治权和管理权是国家的职能,是主权的“权力”内涵,国家离不开主权权力。作为法律下的主权,主权表征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主权权力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行为和义务行为,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和平衡体,是实现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途径和方式。主权权力的这些特性是其本质属性,不因“权力”名称的改变而改变。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刑法保护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数据安全也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数据传播和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可能产生数据安全风险。数据来源合法性、数据泄露的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数据伪造问题都亟须解决。数据保护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矛盾使得现行《刑法》无法适应新的困境。因此,应当改变数据保护策略,构建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重构数据访问规则和出罪机制,根据数据流通阶段的不同调整《刑法》保护的侧重点,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带来的数据保护困境。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善治逻辑——基于浙江龙港的案例研究

“城管困境”意味着参与各方都成为输家,其本质是在管制模式下单边主导与多元需求、权力集中与职责分散、长官意志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浙江龙港在全国首次开展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并开启“一支队伍善执法”探索。通过自我改革保证合法正当、互动合作支持共治共享、秩序重构维持弹性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城管困境,并实现向善治的蝶变。这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网络色情控制与未成年人保护

没有证据表明网络色情与未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政府的网络控制应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别对待,以免过度侵犯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相对保障模式”和“绝对保障模式”产生了“直接管制”、“间接管制”两种网络色情管制方式,我国宪法第51条体现出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定位于“相对保障模式”.我国应考虑采取以直接管制为主、间接管制为辅、“堵”“疏”结合的网络色情应对策略,加快完善网络管理立法,改进网络防控技术,增进互联网行业自律,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