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对心学文化的认识要突破以唯心唯物论是非的藩篱

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在我国当代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事实上陆学中的“本心”和朱熹的“天理”一样,对于认识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他说“吾心即是宇宙”也并非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精神（即“吾心”）派生世界万物,正是在这点上,王阳明说陆学有沿袭朱学之累。至于王阳明,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认为“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钱先生强调指出：“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过朱、陆处。”王阳明虽讲“心外无物”、“知是心之本”,但他更强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由此看来,将王学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也说不通。钱先生还认为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为的是强调“良知亦在实践中”,这实开中国哲学史上实践学说之先河。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王阳明责任伦理思想管窥

王阳明责任伦理思想大体由“责任”的概念、己任的观念、责志的理念、责人的规整和责过的要求五部分组成。王阳明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责任”范畴,但经常使用“责”“任”和“务”字,它们都具有“责任”的意涵,用以表明索取、求取、要求、责备、训斥、规劝、谴责、惩罚、追究、督促、督查等以及差使、使命、任务等分内应做的事。王阳明不仅阐发了“己任”的主体性、自我性和内在性,还在儒学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创造性地阐述了“责志”说;他虽然肯定了“责人”但更为凸显“责己”,虽然主张“责人之过”但更强调“责己之过”,并且还较为系统阐发了由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构成的自我改过论。     

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与地点

阳明学界对于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地点及其来龙去脉存有分歧,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则认为“甲戌（正德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而当今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者则倾向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即提出“良知”说,新近出版的《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阳明在正德十四年始悟“良知”之学。本文则以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与众弟子论学之时,在场者主要有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江右王门学者。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对党建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论断,已经初步构成了具有习总风格的从严治党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丰富了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也标志着党建理论又迈进了新的境界。就其对党建学科发展的价值分析,一是思路新：“顺势而为”,以科学理性支撑党性;二是布局新：转变风格,围绕“严治”打组合拳;三是指向新：以“实”为魂,全力营造务实新风。     

王阳明的著述观及表现

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随处指点学生,罕为著书立说。他始终秉承孔子“述而不著”的理念,强调著述以“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以“存其迹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为基本原则,以“笔旧削繁”为方式方法,“著述以明道”为基本目标。王阳明的著述观与其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王阳明独特的著述理论。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湛氏家训》的亮点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素重家庭、家教、家风,其中家训是家教的课本,是家庭管理的条规。湛若水晚年,撰写了《湛氏家训》,从宇宙观高度去揭示家与国,以及家庭内在的关系,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具体的训规。其亮点有五,即以“一体”作为家庭建设的核心理念;以“爱”作为维系家的情感纽带;突出“明礼”,树立讲礼仪的好家风;突出“节戒”与“勤励”,树立勤俭的好家风;突出“恤孤”与“助贫”,树立乐善的好家风等,都值得今人学习与借鉴。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乌托邦》五百年来的三次形态转变和八个观念创新——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1516年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最早提出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到20世纪却发生三次形态转变,即转变为“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当今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要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就要创新观念,本文提出并且论述了“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和“世托邦”八个新名词、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