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的价值审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价值论视阈,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从奠定民族心理基础、根植独特价值理念、激发与时俱进品格方面,揭示出文化自信是“双创”生成的价值基因;二是从倡扬原创性、张扬主体性、弘扬辩证法方面,表明文化自信是“双创”发展的价值引领;三是从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推进世界多彩文化的繁荣共生、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贡献等维度,明确文化自信是“双创”现实化的价值力量。     

“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研究述评

自2004年高盛资深咨询顾问J.C.雷默（Joshua C. Ramo）提出“北京共识”并以之概括中国发展经验以来,国内外学界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热潮。人们在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或影响力进行了思考。梳理他们对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坐标,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势。综合而言,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三个维度：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二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三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新常态:增长平稳 结构优化

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是基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科学分析。自2012年以来,下行压力年年有,已连续三年面临较大的压力,从国内外环境看,估计这种压力在未来两三年都难以消解,甚至还会加大。下行压力不是来自周期性因素,而是一些长期因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压力;二是中国经济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增速放慢是内在趋势和规律;三是缘于前期某些过度发展的部门(如房地产)进入周期性调整的影响。按新一届政府明确的合理区间和政策框架(也叫区间调控),2013年和2014年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就是"稳中有进"或"稳中向好"。现在人们理解的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的“基因”即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因”包含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世界诸多文化都孕育、形成、维系于某种宗教,因为宗教信条天然适合承载文化生命的“基因”。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需要思想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     

习近平“两山”论创新性及其现代化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内容丰富和极具创新性的“两山”论。“两山”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确立了绿色生产力、绿色财富生产、绿色财富效率生产、绿色社会再生产、自觉自为绿色发展新理念;正确把握绿色现代化发展规律,创新绿色发展、绿色现代化、现代化绿色跨越战略;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绿色强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新方略。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略论“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

[摘　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现实引领着大家的行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把握“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侧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四个全面”的概括与提出完全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从思维的系统性与定位阈上,“四个全面”的把握与运用强调整体联结,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从思维现实化与创新力上,“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方略,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优良家风建设的“致良知”路径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要使优良家风成为人们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借鉴阳明心学中的合理成果,从积极发现和发扬每个人的“良知”方面着力,通过“致良知”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彰显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主体精神。优良家风建设需要家庭成员以良知为引领,唤醒良知、挺立良知、力行良知,把家风建设的“外在要求”内化为“内在需求”,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使和谐家风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