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过错情节在限制死刑中的适用

通过考察被害人过错情节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发现不同程度的被害人过错对于死刑量刑有不同的影响,其适用主要集中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中,且案件多系民间矛盾纠纷引发,因此,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责任分担理论、应受谴责性理论及期待可能性降低理论共同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但由于我国各法院对于被害人过错认定标准不规范,对被害人过错情节的适用与否存在严重的随意性,导致事实认定的差异和裁量结果差距过大;加之在量刑时未能处理好与其他酌定量刑情节竞合问题,导致各地"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极大的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对此,应通过司法解释将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化以提高其法律位阶,并确定被害人过错程度的认定方法——定量分析因素模式,从而为被害人过错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提供参考。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抢劫机动车辆中杀人是一罪还是数罪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分子在抢劫机动车辆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的案件。对此究竟是按抢劫罪一罪定罪处罚，还是分别认定为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认识，而且实践中对案件的处理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对此种行为的处理，既要严格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也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非法占有他人机动车辆而当场使用暴力杀人抢劫行为的法律适用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行为人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机动车辆的目的，当场使用直接故意杀人的方法，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取得机动车…     

强拉硬拽的抢夺行为如何定性

抢夺行为不可避免地存在附随性的暴力性,其与抢劫罪的区分历来是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被害人不放手行为人强拉硬拽的抢夺行为更是难以定性。从行为人抢夺行为中的强力何时转化为暴力,何时形成对被害人人身的直接威胁出发,对实务中强拉硬拽的抢夺行为进行分类认定,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定标准。     

临时起意图财行为之定性——一起强奸抢劫案背后的法理探析

行为人基于其它犯罪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然后产生了取得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并取得财物,此种行为如何定性？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如果先行行为所产生的被害人意志被压制的状态与后续的图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牵连关系,宜认定为抢劫罪,反之,则宜认定为盗窃罪。具体说来,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抢劫罪;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或死亡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盗窃罪。     

认罪认罚制度下被害人权益困境与纾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突出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与诉讼经济的衔接。制度的焦点集中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上,而忽略了另一诉讼主体被害人的权益,虽现行立法给被害人留有一定的权利空间,但在总体上尚不足以彰显被害人诉讼主体的地位。司法改革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要实现国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追诉人之间的和谐,同样要追求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和谐。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研究

自20世纪中叶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权益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点之一是实现其因犯罪而招致的损害赔偿。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被害人寻求损害赔偿提供了三种途径: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部分处理完毕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种程序在价值功能、提起时间、适用案件范围、赔偿范围、国家刑罚权与被害人求偿权融合度等诸方面存在差异。当案件属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时,选择刑事损害赔偿程序的规则为:被害人应优先考虑刑事和解程序,其次是附带民事诉讼,最后才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存疑不起诉案件民事赔偿代理程序探析

某些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虽然定罪证据不足,但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是充足的。依据现有法律,公诉机关就案件的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也随之终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诉求也就不能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而不得不转入自诉程序。这种诉讼结局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侦查机关已取得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也加重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难度和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被害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缠访缠诉。因此。最为合理的作法是对此类案件应当由公诉机关代理被害人及其家属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程序。     

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和被害人交出财物时的心理不同。诈骗因素与敲诈勒索因素混杂有两种情形:人物关系中有第三人和人物关系中无第三人。前者应定性为诈骗罪,后者则为诈骗与敲诈勒索交织的情形,属法条竞合,应按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乘坐醉驾车辆应自担部分责任

案情背景实际生活中,明知朋友酒后驾车,仍然决定乘坐,结果发生事故而受伤的案件时有发生。受害人能否要求加害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法院应如何认定当事人的过错及责任？我们认为,这类纠纷应当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来确定民事责任。法院应在充分审酌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偷换收款二维码侵财行为的刑事责任

在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侵财犯罪行为中,商家是此类案件的受害人。商家与行为人之间也不存在诈骗罪所要求具备的处分意识和处分行为,因此不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谋取非法财产的手段方式,其本质特征都具备秘密窃取的属性,并且在顾客与商家达成交易合意的同时,顾客扫码付款的瞬间,商家已经在观念意识上占有了支付款,行为人运用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手段,将商家的合法的占有转成自己的非法占有,满足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适用盗窃罪加以惩处。     

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之现实可能性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以起诉便宜主义为理论基底,综合刑法谦抑性、特殊群体状况、诉讼效率等多方面因素做出的价值考量,对于保护被害人、侵害人、社会等多方主体的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制度从试点运行到正式颁布实施经历了较长时间,且实践中适用的案件数量因适用范围狭窄而较少。要在适用主体、案件性质、刑度标准等方面做出相应放宽,从而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得以扩大适用,以满足制度设立的初衷和意义所在,实现多方权益的均衡兼顾。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具有有效弥补被害人损失、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有利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显著优点,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两者之间虽关系紧密,但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纠纷解决,后者关注纠纷发生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前者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后者对更严重的案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前者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而后者适用于实施犯罪后至刑事司法程序结束的各个阶段.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     

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问题研究

轻微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巨大逻辑反差导致刑法上的定性困难。"轻微暴力"的内涵排除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可能,定性的难点在如何区分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对此类案件的定性应注重考量被告人实施具体行为时是否对危害后果具有预见能力,探究是轻微暴力还是身体异质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根本原因或直接原因。依据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不同情形,可分为:(1)被害人在行为人轻微暴力下导致的疏忽性致人死亡,(2)身体异质的被害人在行为人轻微暴力刺激或诱因下引发的死亡。可将前者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后者定性为意外事件。     

“担保贷款两头骗”司法争议问题研究——以2014-2018年的裁判案例为研究样本

"担保贷款两头骗"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以骗取贷款的行为。通过对2014-2018年裁判的该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理论界对于该类案件的性质认定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借款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无论最终受损失的是银行还是担保人,"担保贷款两头骗"的行为都应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借款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在担保人已经偿还了银行的借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慎重适用骗取贷款罪。     

电子支付背景下偷换二维码案的罪名适用分析

电子支付背景下的偷换二维码案中,顾客作为善意第三人已经向商家履行了债务,没有受到损失,不是刑法上的被害人。而根据法秩序统一原则,商家的财产法益受到了侵害,商家才是真正的被害人。在罪名的适用问题上,应当从罪名的构成要件入手进行分析。偷换二维码案中的主体既不存在财产处分行为,也不存在财产处分意识,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相反,债权作为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的客体,从规范占有的概念来看,商家对于顾客所转让的债权建立了占有,且行为人违反了被害人的意志将债权转移占有,应当成立盗窃罪。     

强奸案件审讯研究

强奸案件因其复杂的证据架构和易变的言词证据,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翻供、被害人改变证词、证据链条不完整等情况,成为审讯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强奸案件的审讯极具复杂性,当前这种审讯对策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必须深化强奸案件审讯对策的研究。强奸案件的审讯要求包括在审讯之前,做好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收集工作;在案件性质认定上把握好罪与非罪以及强奸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差异。强奸案件的审讯对策主要包括熟悉案件材料,制定讯问对策;注重讯问细节,获取隐性证据;询问被害人应讲究方式方法;广泛收集证据,准确认定犯罪;适时使用证据,巧妙利用暗示,及时揭露狡辩;注意合理化策略的使用。     

被害人过错：集资诈骗案件中一个应然考量的情节因素——兼对吴英案的思考

当前集资诈骗案件频繁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许多行为人为解决企业资金发展困难而实施非法集资行为,进而基于某种原因走上集资诈骗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明知存有风险却为追求高额利息而心存侥幸,选择性忽视在享有高回报率的同时会伴随高风险的投资规律,进而客观上配合了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显然被害人主观存在过错,违背了风险社会下的谨慎义务,根据责任自负原理和权利义务统一原则,被害人应当承担某种责任,这种责任并非将被害人推向刑事责任范畴,而是在于通过公正价值导引来弱化刑罚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非难,并引导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个体之合法和合理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