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现场人质安全均衡契约论

绑架现场均衡构成要件:绑架者、解救者、人质三方须同时参与;三方都有"人质安全"的故意;三方在客观上均为维持对峙现状的消极不作为。均衡契约有三个特点:内容是"人质安全、维持现状";形式主要为自然形成的"默契";期限不特定。均衡契约具备现场控制、提供谈判空间、人质安全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等既定效果。寻机击毙绑架者,耐心不足,缺乏同情心,均是错误和非理性的。     

绑架现场人质解救的博弈策略

绑架者一般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者 ;在绑架现场人质解救中 ,绑架者会面临博弈困境。解救者应在人质解救的“纳什均衡”出现期间 ,解决绑架者的博弈困境。为有利于人质解救 ,解救者应有选择地向绑架者提供相关信息 ,应审慎开出“空头支票”。     

论如何侦查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案件

绑架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案件又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绑架案件侦查中应该以确保人质生命安全为前提,一方面要积极寻找被绑架者下落,男一方面要及时确定作案人。侦查机关应当做好出警和前期处置工作,确定合理的侦查范围和侦查途径,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解救被绑架者。     

浅议人质解救中谈判的目的

正确认识人质谈判的目的是充分发挥谈判作用的前提,人质解救中的谈判主要有以下目的:其一、通过谈判使犯罪嫌疑人主动释放人质;其二、通过谈判使案件向有利于解救人质的方向发展;其三、通过谈判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和人质的情况,为武力解救人质探路和铺路。     

论隐蔽型劫持人质案件中的人质解救

对于隐蔽型劫持人质案件,在查明关押人质的地点后,主要的解救措施与策略有:选择关押人质现场无人看守或看守薄弱的时机实施解救;化装接近,相机解救;密捕劫持者,视情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隐蔽接近,利用时间空间差实施强攻;密控赎人现场,当场予以解救。     

警民话语冲突的触发点和结束途径

警民话语冲突的触发点是引发警民话语冲突的最后的、直接的原因,不满意的处置、诋毁或侮辱性话语、被视为冒犯的小动作、不良含义的微眼神、被解读为蔑视的沉默、大嗓门的吆喝声、民族或文化忌讳等,都会成为警民话语冲突的触发点。警民话语冲突的结束涵盖三种情况:一是话语冲突被彻底消解;二是话语冲突终止,结局是无后续影响的"不了了之";三是由显性话语冲突"潜伏"为隐性冲突。警民话语冲突的结束途径有:解决事项问题、话语沟通、一方退出、第三方介入等。     

处置劫持人质案件有关问题研究

目前,劫持人质案件处置过程中,指挥体制与机制、现场包围和控制、新闻控制和舆论引导、人质谈判方法、武力处置战术、处置人员体能与技能以及基础工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处置的效果,也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处置活动成功的标准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人质安全;群众安全;警察安全;处置方式合法并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要确保处置活动的成功,必须明确处置指挥责任,形成统一的指挥机制;形成严密而科学的现场包围与控制格局;并且,在劫持人质案件处置之中、之后,必须对新闻进行严密的控制,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     

论隐蔽型劫持人质案件的侦查

隐蔽型劫持人质案件同其他类型的犯罪案件相比,在犯罪动机、犯罪预谋、犯罪主体、犯罪条件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对此,可以从现场调查、知情人调查、发案前人质行踪调查、人质亲友通讯控制、相关交通工具查证与控制、约定地控制等途径入手进行侦查。同时,侦查中应采取一定的保护人质安全的措施。     

试论解救人质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法律责任及救济机制

在解救被劫持人质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在三种情况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是拒绝或拖延解救人质;二是在解救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力;三是无过错情况下人质受到伤亡.应当通过行政诉讼、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制定相关的行政补偿条例等三种不同的问责机制,分别解决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     

罪刑均衡视野下的绑架罪加重犯与结合犯的认定

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且配置同样的绝对法定刑,导致"过失与故意同等处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解释为过失行为或故意伤害行为致使人质死亡;"杀害被绑架人"应解释为杀死人质,但绑架杀人未遂的,也应适用该款并同时适用未遂犯的从宽处罚规定。未来应修订该款,区分过失致使人质死亡、故意伤害致使人质死亡和杀害人质三种情况并设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绑架过程中,因警方打击错误致使人质死亡的,应认定为"杀害被绑架人"。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准则与国内立法的具体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杜威的“民主共同体”思想述评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基础,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的社会形态观念体现了杜威对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的新认识.其提出"民主共同体"思想的目的是使人类达到"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本质.     

“美好生活”的社区测评体系构建

文章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指导下,结合前期文献研究成果和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遵循人民性、社区性、适用性、可获得性、客观性的原则,构建了一个包含11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195个三级指标的美好生活社区测评指标体系。在构建评价社区美好生活的指标体系时,采用了"理论—实践—再到理论—再到实践"循环前进的研究思路,根据美好生活回应性、发展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性,确定了指标选取方案和权重,尽力确保了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对成都市S社区进行了实地测量,证明了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可行性。同时,对如何提高美好生活社区指标体系的适用范围和量化水平展开了讨论。     

论社区警务的“五化”特征

社区警务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新警务模式,其具体运作应体现“五化”特征,即社区治理“对策化”,警民关系“伙伴化”,警察形象“柔性化”,警务权力“分散化”和工作考核“外部化”。     

"理性社会——和谐社区"的初步探索

“社会”可以分为社会和社区两个层次。人们生活在具体的社区之中,社区和谐意义重大,社区是否和谐取决于社会是否理性,和谐社区只能存在于理性社会之中。“理性社会——和谐社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一个理论模型和可操作模式。     

浅议"社区矫正"要走群众路线

社区矫正是一种矫正罪犯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从局部试点到全国试行的逐层推进,我国最终将社区矫正这一舶来品确立到刑罚执行制度中.随着刑罚轻缓主义在行刑阶段的展开,以及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对判处管制和缓刑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如何有效执行社区矫正,促进犯罪分子改造自我,越来越为理论界所重视.贯彻群众路线,能够有效地保证社区矫正的开展和社区矫正的预期目标.     

对新形势下创建“无毒社区”的思考

自1999年包头会议以来,"无毒社区"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巨大收效,同时它也成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区

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关键。     

社区民警“就地访谈”工作法探析

顺应公安民警走访联系群众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适应社区警务模式的需要,创设社区民警"就地访谈"工作法很有必要。"就地访谈"是指社区民警在当班巡逻的过程中,基于自主判断,任意选择一个对象,在表明身份和说明意图后就地与其交谈,以期获取警方所需信息的过程。"就地访谈"工作法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现场访问、入户访谈(调查)以及盘查。社区民警进行"就地访谈"要掌握一定的要领,对"就地访谈"获取的信息也要进行科学的加工处理和存储,并实现信息共享。     

推进“无毒社区”社会化进程的法律思考

禁毒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能否繁荣昌盛,民族能否兴旺发达,子孙后代能否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因此,抵制毒品需要从每个社区做起。推进“无毒社区”就是要实现人人远离毒品,户户远离毒品。但是,公安机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在推进“无毒社区”社会化进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创建“无毒社区”活动,既要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又要充分利用社区管理、社区教育、社区医疗等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一个具有防控能力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禁毒体系,并使之具体化、规范化、系统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