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性

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已经来临,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风险社会理论对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及其严重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显然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公私协力的风险社会理论诠释

风险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境况,也势必改变政府单一应对模式,需要实行公私协力。而公私协力的兴起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密关系。从规制模式上看,风险社会要求公私部门实行＂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从程序范式上看,风险社会要求公私部门进行民主协商,注重私人部门的参与和合作;从风险分配逻辑悖论上看,风险社会要求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要结盟共同应对风险;从责任上看,风险社会要求公私部门共同担当责任,防止＂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由此,风险社会理论是破除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的垄断、开展公私协力的理论正当性基础。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资本、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现代性的生成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资本在催生现代性生成的同时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将现代化带入一个无法预测的、难以把控的风险社会。因此,要从根本上规避风险社会,就必须克服资本扩张的逻辑悖论,彻底颠覆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就当代中国而言,在借助资本的力量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必须用社会主义力量将资本纳入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论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各种风险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渗入到现代社会的"骨髓"之中。这急切需要理论的关注,挖掘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笔者试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研究风险社会的演进逻辑,揭示风险的内涵,对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阐释。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品质的提升,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     

殊相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祖坟观念——关于河南周口市平坟事件的文化省思

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祖坟的内涵非常丰富，同传统中国人的孝义观念、风水观念、祖产观念和宗法观念密切关联。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传统也随即让位于西方的近代文明，然而传统文化观念并未完全断裂，祖坟观念依然遗存于民众的观念世界。河南周口地区的“平坟事件”所折射的文化逻辑就是典型的例证。在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正视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努力挖掘优秀的文化传统，摒弃落后的思想观念是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成因、困境与法律应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思西方风险社会理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揭露出科学的负效应，将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缘由归于现代化的自反性和由企业、研究机构、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却未指明风险社会的真正出路，其症结在于对资本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风险社会的根源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一种极端表现。现行侵权法由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力与震慑性阙如、因果关系的多维与错位等缘由无法对大规模侵权进行有效规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从资本的维度重审大规模侵权的成因与治理困境，适度扩张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缓和因果关系证明标准。     

中国式现代化对交往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其意义隽永。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交往秩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现实表征,资本逻辑是交往异化的根源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别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物化与被物化及剥削与被剥削的异化关系。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交往秩序,拟在内容上实现“物的膨胀”向“人的发展”转变,本质上实现“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化,关系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人平等互助,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主导下交往异化的批判与超越,又是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逻辑旨归。中国式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历史遵从“人本逻辑”的发展规律,真正实现从“自然的人”向“现实的人”再向“自由的人”转化。     

双向互动机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有序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许多学者不自觉地以西方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来解释与分析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然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就决定了中国会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它应该选择一条＂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互动合作＂的道路;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政府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风险社会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及应对

全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的共同风险,又需要面对中国自身历史和发展阶段的特殊风险。以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科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发展和社会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为更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应克服资本增值悖论导致的现代性自反及其风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构建公正的社会风险分配机制。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风险感知的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和背景主义的范式——分别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及社会制度结构对风险感知的束缚作用,分别建立相关的研究假设,试图寻找这些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证据。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另外,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应予关注的两个问题

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生的社会系统,呈现为一个各种利益并存、各方独立性与个性共生的多元化差异领域,并与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共同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整体。关于公民社会的哲学研究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它的合理性和运行机制、它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公民社会的组成原则和它的文化特征。社会资本的提出,使传统的资本概念在解释新的社会现象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社会资本概念由于其抽象性和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有可能被提升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哲学基本概念。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制度分析话语,在这一语境下,不仅可以讨论法制建设、政府改革、机构调整等正式制度改革问题,而且可以讨论习俗、规范、价值观、信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问题。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开拓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交叉互动、联袂整合的新思路。     

个人社会定位的历史变迁及新型社会建设

个人社会身份意识与社会定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精神的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与社会运转机制的不同决定并反映为作为社会基层的个人社会身份意识和社会定位依据的根本差异。马克思唯物史观从阶级角度对个人身份定位的重新诠释,不仅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定位意识的家族制观念和家族制基础也起着深层的解构作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这一总体性工程的继续与深化。只有实现了个人社会定位基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重建才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意义。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双重性——论马克思的资本文化哲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有着否定性与肯定性并存的两面性：资本的肯定性就在于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资本的否定性在于资本本身的反人性、反历史以及最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性。但即使是资本的反人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承认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这是更深层次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积极意义。     

论西方传统集团政治及其近代转型

本文首先探讨了西方传统集团政治的原因和结构,认为,在古代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虽然政治体系处于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是非常微弱的,但就是这种微弱的＂相对独立性＂（即二元结构）,提供了社会集团影响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着,本文分析了西方传统集团政治的依附性、狭隘性、非规则化等特性及其原因。本文最后探讨了传统集团政治向近代集团政治转型的特征及其主要动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源（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加速流动。旧的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第一次有可能逐渐解体;社会集团组织的建构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社会集团参与政治过程更是为法律所允许和保护。研究西方传统集团政治的产生与向近代集团政治的转型,对于深刻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规律及其与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防止利益集团政治的利益偏差,顺利实现从传统利益集团政治向现代利益集团政治的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民法真正发达 ,从而提出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课题。市民社会理论源于西方 ,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生成 ,本文基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 ,提出了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看全球风险社会的实质——从吉登斯的一个批评谈起

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有其实践存在论基础,但只是在资本关系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导致的风险之间张力的相对平衡时,才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极端表现!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评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没有看到全球资本关系在风险社会形成中的根本性作用。吉登斯的批评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在风险社会中应全面理解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即生产力不仅指人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还包括规避和化解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的能力这一内涵。     

风险社会中文化产业的风险规避

风险社会中的文化产业,应注意规避文化安全的风险,规避企业文化抵牾的风险,规避资本投资的风险,规避同质化竞争的风险,规避信息盲区的风险以及规避人才外流的风险。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统一是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文"和"科学"历来是教育追求的两大目标,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两大要素.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还是西方的教育传统,均把塑造"心智"和"学以致用"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是受中西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道"是"艺"的本体,注重"社会本位".这一思想一直支配着教育的实施,造就了重人伦及"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