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性质上分析，犯罪数额可分为起定罪作用的犯罪数额和起量刑作用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应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的刑事规制

我国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具体网络犯罪的性质不同,将犯罪对象、危害行为、损害后果、参与人员等计量对象的数量纳入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司法实践中这种计量对象的海量化出现使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与刑事处理饱受困扰,海量化对象使得传统刑事印证证明模式面临挑战,计量异议的反驳困难导致控辩举证不能,定罪量刑标准极易突破而造成刑事处罚扩大化和重刑化,计量事实认定如何确立合理规则存在难题。基于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给司法实践造成的现实困境,应立于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的双重角度,结合刑事法律规定和既有实践经验,在证明方法、证明标准、刑罚适用、入罪条件等方面构建对其处理的适用规则,具体包括,以证明方式的概括印证取代计量对象的具体印证,将计量事实的绝对优势证明独立于普遍性最高证明,以量刑上的从轻处罚弥补事实上的不利认定,从法定刑升格的单一数量标准转向数量与情节的并合标准。     

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浅析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作为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二者之间极易混淆,因而刑法总则对这两类犯罪形态的成立要件作出了专门的规定,使之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都属于故意犯罪的进程形态中的两个概念,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进而能够正确地定罪和量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犯罪动机和犯罪的危害结果讨论定罪量刑

犯罪动机和犯罪的危害结果都影响着定罪量刑的结果,是决定司法判决的重要因素,犯罪动机和犯罪结果在具体的实践中是怎样发挥着作用的,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讨论它们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探讨它们的价值所在。     

租车抵押获利行为的定性及数额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车抵押获利行为定性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分歧较大,标准混乱,应通过牵连犯的理论来解决此类行为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以实现准确定罪与量刑.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司法机关往往采用其他定罪量刑标准认定犯罪。本文旨在论证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一)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侵权产品数量等均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均不能完全涵盖行为人的犯罪特征或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恶意。~①如在制售假酒案件中,有的犯     

租赁汽车质押借款行为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赁汽车质押借款行为定性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混乱,应通过牵连犯的理论来具体解决此类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认定犯罪数额的问题,以达到准确定罪与量刑的目的。     

单位走私犯罪主体的认定

股东发生变更、关联公司走私、分支机构和内设部门走私、一人公司走私、挂靠企业走私等问题在单位走私主体的司法认定中争议较大。在认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时,对携带兼具文物性质的珍贵动物制品行为入境的行为能否犯罪化,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与量刑,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禁止进出口珍贵动物的含义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浅析犯罪中止中的部分中止

部分中止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但是否承认部分中止的观点尚不统一。本文认为应当站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承认部分中止。部分中止成立需要符合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成立部分中止对于没有造成损害的,应按基本犯罪定罪量刑;造成损害的则应比较基本犯的法定刑与加重犯减轻后的法定刑定罪量刑。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认定

股东发生变更、关联公司走私、分支机构和内设部门走私、一人公司走私、挂靠企业走私等问题在单位走私主体的司法认定中争议较大。在认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犯罪时,对携带兼具文物性质的珍贵动物制品行为入境的行为能否犯罪化,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与量刑,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禁止进出口珍贵动物的含义等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三鹿奶粉”系列案定性探疑

"三鹿奶粉"系列案涉及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所谓"蛋白粉"是有害物质而不是有毒物质,添加者故意将其添加到原牛奶中并卖给"三鹿集团"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生产、销售有害食品。制造并销售"蛋白粉"的行为不应当如法院判决的那样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应当与添加者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的"连锁共犯"。"三鹿集团"的行为,应当以2008年8月1日检测报告出具明确结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后一阶段,"三鹿集团"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生产、销售有害食品,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在法条竞合;根据《刑法》第149条关于择一重罪处罚的规定,应按第140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三鹿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两个阶段的罪行应当数罪并罚。     

涉地沟油犯罪的规定解读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两高一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为视角

2012年针对地沟油加工、销售愈演愈烈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但该《通知》的规定只作为一种参考提供给公检法部门,它本身不具备刑法的强制力。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对涉地沟油犯罪作出系统的规定,给今后办理地沟油类犯罪案件提供明确的指引。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侦查与防控探析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然而,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现象也相伴而生。近年来,各类重特大案件中涉及到计算机网络也越来越多,如何遏制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已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的突出问题。公安机关计算机网络犯罪侦查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都在着力于研究网络犯罪的侦查措施和如何防控。     

制贩假票证犯罪发展新趋势及侦查革新

制贩假票证犯罪日渐猖獗,且有新的发展趋势：犯罪主体具有地域性;犯罪组织化、专业化;犯罪实施手段信息化;且往往与实施诈骗犯罪相结合。公安机关在打击该类犯罪中存在诸多困难。针对这类犯罪的新特点,应用活＂打击犯罪新机制＂,打破传统侦查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强化主动进攻意识,做好刑侦基础工作,以培育侦破此类案件的新的增长点。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法经济分析及防治对策——以伪劣奶粉案为例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外在诱因是市场秩序的失范和犯罪的可获利.防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并非是消灭该类犯罪,而是努力使该类犯罪降低到最低限度.措施主要有:提高刑罚效率,直接增加犯罪的刑罚成本;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打击腐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紧研究并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社会控制,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实行综合治理.     

安全防范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当前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各类犯罪仍经常发生。为有效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必须将现代电子、通信、信息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及其产品应用于防劫、防盗、防暴、电视监控、出入口控制、周界防范等以安全技术防范为目的的系统，即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以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传销案件屡禁不止的社会原因及预防对策

20年来,传销案件屡禁不止,受害人数多、经济损失数额大,是严重的违法犯罪现象,其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预防这种犯罪的发生应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论证券市场中的非法承销证券犯罪

本文突破现有刑事立法的框架结构 ,大胆探索新型证券犯罪的立法空间 ,对证券市场非法承销刑事犯罪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弥补《证券法》与《刑法》在欺诈客户行为刑事责任问题上的漏洞。     

论我国刑法中的计算机犯罪

本文首先阐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和基本特点,提出狭义和广义计算机犯罪的定义。依据犯罪构成理论分析我国刑法中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认定这两种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并根据其他计算机犯罪的基本特征,归纳出其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若干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