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控制视域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探析

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上升为刑法规制范畴,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自醉驾入刑以来,基于立法不周延及相关司法解释滞后,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醉驾犯罪的法定量刑设置不尽合理、案情相似情况下犯罪人领刑不一、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采纳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及对醉驾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各异等。适当增加其量刑情节,以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量刑基础,有限定条件地适用缓刑等途径是可行的。     

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探析

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具有双违法性、双责性和反伦理性弱的特征,在犯罪分类上,具有法定犯的属性。《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其立法本意是要求对醉驾行为一律入罪,尽管如此,在论及醉驾行为犯罪时,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作为法定犯所具有的在行政法与刑法调整中的行为具有同质性,即缺乏行为递进关系的特点;二是对醉驾者的自由罚的调整。因此,在醉驾者入罪的问题上,不应受情节的限制。但是,在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者裁量刑罚时,仍然需要考虑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所涉及的主客观因素,可以视情节给予醉驾者相对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醉酒驾车行为刑法适用之解读

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刑法修正案(八),需要做深入研究,从醉驾入罪的立法原因入手,对醉酒驾车犯罪的性质、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醉酒驾车行为要结合犯罪情节进行刑法适用并要有机地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适用,从而做到对醉驾案件的公正处理,实现刑法对醉酒驾车行为的惩罚效果。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性不大的醉驾应不认为是犯罪

本文案例启示:醉驾犯罪的构罪要件明确具体,符合醉驾标准即构成犯罪。但司法实践中醉驾形式各异,危害性程度大小不一,醉驾一律入罪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属性相悖,对某些特殊情境下的醉驾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正式实施后,对遏制酒后驾车和危险驾驶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明显     

论共同犯罪人行为不一致时犯罪形态的认定

共同犯罪人犯罪行为不一致时,停止犯罪的人的犯罪形态相对其他继续犯罪人的犯罪形态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从属性.一般来说,共同犯罪人行为不一致是因分工不同不具独立性;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有条件继续进行的犯罪行为时具有独立性;受邀约犯罪的人还没有实施预备行为时印已停止,该行为人不构成犯罪;各共犯均实施预备行为以后,共犯未到作案现场以前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犯罪,该共犯的犯罪形态是犯罪预备;共犯到现场以后因意志以外原因停止犯罪,如停止者未将不能继续犯罪的情况告知其他实行犯,其犯罪形态不具独立性,如告知了其他实行犯,其犯罪形态具有独立性.     

Demonstra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Criminal Law to Drunken Driving

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刑法修正案(八),需要做深入研究,从醉驾入罪的立法原因入手,对醉酒驾车犯罪的性质、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醉酒驾车行为要结合犯罪情节进行刑法适用并要有机地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适用,从而做到对醉驾案件的公正处理,实现刑法对醉酒驾车行为的惩罚效果.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     

“醉驾”之罪与罚

以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驾行为为着眼点,从对醉驾的犯罪构成的分析入手,探讨醉驾的犯罪性质和定罪标准、量刑标准。提出醉驾入罪应慎重稳妥,对检察机关处理醉驾案件应采用的对策措施提出建议,避免刑法打击范围扩大化和重刑主义抬头,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醉驾入罪”面前公务员没有特殊性

刑法拟增设“危险驾驶”罪。“醉驾”不论情节均处拘役。但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醉驾入罪”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因为若“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I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果很严重。     

再论老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即将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所涉深度和广度在历次刑法修正案中首屈一指,其中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引起了广泛热议,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甚至高过了13个死刑罪名的取消,以及醉驾、飚车入罪等问题。仔细分析修正案（八）的相关条文,发现其中仍存在一定弊病,要健全我国老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实现对老年人权益的充分保障,还需要立法的不断完善。     

共同犯罪中立功之探究——以共同犯罪中揭发型立功的认定为视角

由于共同犯罪中本人犯罪与他人犯罪密不可分,因此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人犯罪后揭发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看犯罪人揭发的是否是同案共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对此的判定,应根据犯罪人的交代是否超过了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作为共同犯罪人自己的罪行内容之一的同案犯的共同的犯罪行为,仅限于犯罪人所知的同案犯及行为的范围之内,亦即不排除共同犯罪人即使揭发同案犯共同的犯罪行为,也会因已超过自己罪行的范围,而应以立功认定的情形。     

刑罚对青少年犯罪预防价值的调查与分析——以天津市为背景的研究

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醉驾案件若干司法问题研究

司法机关在判断醉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应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作形式判断外,还必须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实质判断,只有同时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行为才可认定为犯罪.同时,应当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出入刑标准,以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醉驾入刑后,本罪的侦查职能实际将由惯于在效率原则指导下执法的交通警察履行.为确保醉驾刑事案件的质量,应制定专门的查处醉驾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基于对醉驾行为人适用强制措施的局限性,应制定专门的办理醉驾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以减缓案件积压产生的办案压力.对可以预见的影响醉驾案件查办的行为,应周密部署、做好应对或由立法、司法部门出台专门规定,否则可能被醉驾犯罪嫌疑人钻漏洞,影响执法、司法的严肃性.在适用法律方面,应重视发挥不起诉、定罪免刑和缓刑的积极作用,正确把握和适用量刑幅度,适当降低量刑基数,为可能出现的酌定、法定从重情节留下空间,减少因同案不同判或不同案情相同处理所产生的司法不公.     

论抽象危险犯的正当性——以醉驾入刑为视角

抽象危险犯是将一种具有典型危险性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醉驾入刑体现了抽象危险犯的提前保护法益、规范行动指引、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社会中的管理职能等价值,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为了防止刑罚的过度扩张,亦有必要对抽象危险犯作一定限制,完善醉驾的定罪标准。     

历史名人也玩“醉驾”

今年5月醉驾入刑之后，音乐人高晓松很不幸地被载入“史册”，成为第一位因醉驾而被判刑的“名人”。其实．中国历史上名人的“醉驾事件”还真不少，其结果嘛，大多也很“杯具”。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事证据规则研究——基于刑事一体化的尝试性构建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类似国外违警罪的特性,决定了该罪出罪通道不应通过《刑法》第13条中但书现象建立。结合该罪实体要件取决于程序鉴定结果之特性,应跳出刑事实体法之外,结合刑事程序法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有关理论,围绕如何判断醉驾案证据证明力问题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以严把入罪关。根据醉驾案证据证明力高低不同,可建立如下证据规则:单独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只能作为醉驾案立案侦查依据而非定案证据使用;单独血液酒精含量测试结果可以作为定罪证据使用,且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中孤证不立原则,但其客观性与合法性必须经过排除合理怀疑;既无呼气酒精测试也无血液酒精含量测试结果时,仅凭旁证不能认定醉驾犯罪成立。     

略论共同犯罪之犯罪中止的认定

共同犯罪和一般的犯罪一样,其也存在着犯罪的特殊形态,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尤其是部分共同犯罪人的犯罪停止形态,在理论学界有较多的争议,本文试从不同犯罪人在共犯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入手,略论共同犯罪中各种情况下犯罪中止的认定。     

司法新动向：恢复性司法在上海悄然兴起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国际上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     

醉驾：莫因误区陷囹圄

《刑法修正案（八）》和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驾驶从普通交通违法行为提升到犯罪高度，即“醉驾入刑”。并于去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醉驾入刑”不仅对遏制酒驾醉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对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文明的驾车习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法中没收物之分类研究

西方各国于中世纪及近世纪初叶 ,均以没收犯罪人之全部财产作为刑事惩罚的一种类型 ,我国历史亦不乏此种传统 ,至近代 ,随着罪刑法定之兴起与刑法权力之收缩 ,无限制没收财物罚在性质上从无限制没收转为有限制没收 ,可被没收之物以与犯罪有关之物为限。如何认定与犯罪有关之物 ?与犯罪有关之物与犯罪人之关系如何 ?又民法上认为物者是否皆可被没收 ?是乃值得研究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