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最高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解释权

我国刑法条文是原则性的规范.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面对复杂的犯罪情况,如何正确地应用刑事法律、法令,尤其是刑法条文能否适用于某些新形式的犯罪案件,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通过刑事立法解释的途径予以解决,而且还需要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的途径予以解决.那么,最高公安机关(即公安部)在刑事执法工作中,能否行使刑事司法解释权呢?本文试谈几点肤浅认识.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功能、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发挥着或应当发挥补充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的功能,由于现行体制的形成,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预先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经验性事实,因而导致其先天性功能缺陷.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变现行"二元一级"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解释势在必行,以期实现刑事司法解释的主体单一化、内容准确化、形式统一化和程序规范化.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试论刑法解释权的改革

我国现行刑法解释的多元存在源于解释权的多头拥有,现行刑法解释权的改革必须从多元归于一统。建议取消刑法立法解释,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主体的刑法司法解释体系,同时兼顾司法权威与保障言论自由的互生互助关系。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与成本效益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刑事司法实体效益的有利保障。这一制度的建构应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必要的经费保障基础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采取法律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制度方面应采用专门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机制相结合的实效模式。     

谁来监督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它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检察解释 ,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建国以来 ,特别是1981年 6月 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作出后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占绝大多数。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 ,为弥补立法的不足和滞后 ,保证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司法解释数量的骤增 ,司法解释中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司法解释立…     

论人民警察自决权的确立与保障

自决权是警察处理治安问题的一种权力形式。自决权的行使,不仅关系到是否对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控制,也关系到怎样充分发挥法律的控制作用和刑事司法体系怎样充分保证人民警察有效执法。因此,充分确认人民警察的自决权并予以保障,对于充分发挥人民警察的职能控制作用,完善人民警察法规体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按照通俗的解释,自决权就是警察根据某种具体的客观情况,依照法律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力。国外有的叫“自行处理权”或“自行处置权”。它有四个方面的特     

完善保障机制 破解监督难题——刑事立案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立案监督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现行监督体系尚存缺陷以及体制机制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要完善和建立立案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包括立法的保障,又包括工作机制的保障。一方面,应当把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推进司法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科学高效、整合检察机关内部和外部全部有效资源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     

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

行政应急权力的正确使用是有效解决灾害事件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对应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行政应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灾害事件中应急权的使用应做到事前的权力来源的立法完善、权力主体的确定和应急机构的设置；事中应确定应急权行使的条件、原则、内容、对象、范围、程序和时间以及对应急权的监督；事后通过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及采取行政问责制的方式对行政应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对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确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试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司法审查制度，但它与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不足。同时，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又为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制度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背景，因此，我们应当在明确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谁来监督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它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检察解释，是我国重要的法律渊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占绝大多数。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后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功能的异化、危机与回归 ——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我国的司法改革与司法解释紧密相关,司法解释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种种功能异化的迹象,司法解释的法典化、造法化及对立化现象愈来愈严重。前法典时代下,司法解释促使我国法律制度快速发展,找到了中国特色司法解释的发展路径。但在后法典时代的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发展表现出重重危机:对立法发展的阻碍,自身发展的畸形,司法实践适用上的困惑。要保证司法解释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司法解释的未来发展路径。通过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归位来摆正司法解释的地位,收拢司法解释权,规范司法解释的形制,优化司法解释的质量保障机制,疏通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等手段促使司法解释回归到其本质功能上来。     

“仿真枪”案的法律解析——以“赵春华案”为视角

我国对枪支标准的认定并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缺乏具体解释的前提下,依靠公安部鉴定标准进行裁判。赵春华摆设气枪摊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矛头直指"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鉴定标准。存在缺陷的枪支鉴定标准成为案件裁判的依据,有损司法的权威,有违社会大众的常识、常理、常情。应当立法或由司法机关明确确枪支鉴定标准,现有的公安机关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统一裁判语境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在实现个别正义、保证刑法的灵活性、适应中国国情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立法的详密程度、刑事政策、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不当行使该权力出现了量刑失衡、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量刑指南、改革裁判文书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应当成为我国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路径.     

试论不批准逮捕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权利,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这一权利,有利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往往因此受到一定的侵害。这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人员在执法理念上存在的偏差,树立无罪推定理念,是切实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权益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不批准逮捕的种类、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权的制约、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存在的问题、立法缺陷及立法建议五个方面对不批准逮捕作了论述。     

论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及其解决——基于《立法法》中法官“选择适用权”的分析

转型中国,法律规范冲突(法律冲突)对法治建设的影响愈加显著。在"司法中心主义"的要求下,此冲突也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立法问题而具有了更多的司法面向。此时,法官如何行使其"选择适用权"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冲突解决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立法方式,该路径以法律思维为引导,强调具体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避免法官恣意积极探寻解释活动的适用规则和标准。     

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刑罚权,是立法权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和人权制度.江苏省高级法院最近公布施行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指导规则>,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论.确定量刑标准必须考虑物价、地域、历史、形势、政策、物价、民心、法官素质等因素,属于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应属最高法院行使,但中国刑事审判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长期存在着量刑轻重混乱的情况.江苏高院的做法只是将一直享有具体案件的裁量权和具体标准的适用权规范化成文化而已,这主要是最高法院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失范造成的.可考虑放宽刑法中的量刑标准、减少死刑等,以及设置司法解释审查机制,编制全国量刑通报,同时必须加强法官判案释理和强调法官独立.     

法律解释主体重述

基于承认法律解释主体应具有普遍性这一点,我国应当对法律解释权进行重新分配.一方面,应取消现存体制中的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另一方面,应重新界定司法解释,将其整合为由各级法院进行的、具有"个案针对性"的"裁判解释".此外,在重构法律解释主体的过程中,对"学理解释"亦应给予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