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超前”与判例创制

在讨论立法超前问题时,有些同志提出了司法可以超前的观点。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理由是:立法与司法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一种将社会客观规律转化为人的行为规范的活动,是一种从无(法律)到有(法律)的创造性过程,其前提是人们对社会客观规律运行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可以具有超前性;而司法(包括执法与守法)则是一种将法律规范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是一种从有(法律)到动(法律实施)的操作性过程,它的前提是必须有法律的存在。因此,司法不具有超前性,否则,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试论授权立法

我国授权立法的概念——应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关于授权立法的概念,我国法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但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认为授权立法“是资产阶级议会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法律的活动”。这种观点提出较早而流传至今,它主要反映在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法学辞典中。这种观点把授权立法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产生于特定的背景:我国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几乎没有授权立法的制度和实践,几乎没有授权立法的专门理论研究。显然这种观点已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企业法人超范围经营的反思

关于企业法人超范围经营的效力问题,历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两种观点各有其利弊,在比较了二者的利弊之后,本文提出了我国立法应考虑的几点建议。     

法律是对事实的公认——兼论新闻立法要从实际出发

在起草新闻法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强调立法要从现实(实际)出发。另一种以“立法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为理由,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制定新闻法,否则就是要人们盲目地、被动地适应现实,以求生存,就是提倡群众盲目地服从现实,一切照办。这实际上是一种“超前”立法的主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愿与“超前”立法论者商榷。(一)立法要不要强调从现实(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法律与现实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清是非。     

浅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问题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存在自首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肯定说和否定说。 一、肯定说。持肯定说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自首情形，这与我国刑事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也谈“超前立法”

我们在此论及的超前立法,既不是不着边际、仅仅满足于立法者个人好恶的立法行为,也不是主观臆想。仅仅存在于理论思维范畴内的法学思辨,而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虽尚未全部或充分或根本展开,却已可知、可预见,并在未来必定发生的社会关系予以法律调整而创造新的法律规范的模式。这一貌似“时髦”的立法现象是一种植根于现代社会需求,脱颖于科学思维的立法行为;是一种     

雾里看花:自然人破产之争

是否规定自然人破产,是破产立法过程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支持论的各种观点缺乏社会性关注,带有很大程度的臆断性;批判论的分析思路值得肯定但缺乏充分性.自然人具有破产能力属于一个自然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阶段有必要选择自然人制度.是否引进,是一个社会政策性的而不是一个法律技术性的问题.就目前社会经济文化法制条件看,我国还不适宜规定自然人破产特别是消费者破产制度.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已经得到了我国《物权法》的立法确认,然而,该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理论界未得到关注和承认.关于是否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有肯定和否认两种观点.《物权法》显然采纳了肯定的观点,这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要求不动产登记错误、基于法律行为的处分、以合理价格转让、不动产物权已经登记、...     

市场经济与超前立法

市场经济与超前立法吴光辉，罗志先一、有关超前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１．超前立法的含义什么是超前立法？我们认为，所谓超前立法，是指立法者超越某一新生事物的发展进程，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或法律规范，用以引导、保障和促进新生事物今后...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我国刑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犯罪化之立法呈保安主义趋势;(2)刑罚之立法呈民粹主义趋势;(3)刑法结构呈分层化趋势。我国刑事立法政策之活性化倾向值得肯定,但应对其过度活性化保持警惕。要弥补危险驾驶罪立法之缺陷,就必须增设危险驾驶罪结果加重犯。     

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直接制约着一国刑法立法上的犯罪规模。行为的社会普遍性、社会对行为的不能容忍性和刑罚干预的迫不得已性，正面运用是犯罪化的条件，而反面运用则是非犯罪化的条件。“超前立法”可以看成是犯罪化的一种特殊形态。过犯罪化是犯罪化的异化，而过非犯罪化则是非犯罪化的异化，两者都背离了刑法立法的“求真务实，，即其科学性。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直接影响着公民自由范围，两者最终都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模式之我见

各国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制度主要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立法例,通过对中国和德国诉讼时效改革的比较法研究,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制度因各国所采用的不同的立法例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割裂不同立法例而论其长短的观点。在当代社会,诉讼时效期间制度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例存在明显的优势,应为我国未来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所坚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完善。     

贿赂犯罪中介行为定性初探

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严重侵害着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所以对贿赂犯罪中介行为从立法的角度明确定罪，并在执法实践中加大打击力度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可以肯定，通过对贿赂中介行为的刑事打击，可以减少很多行受贿犯罪。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     

司法应该超前

在法学界褒贬超前司法的同时,应看到超前司法之所以存在并有发展趋势是由于产生它的客观根源存在,执法者难以违背。在此略举四难:一是立法太原则,司法难操作。我国立法以简明而著称,虽易懂好学,但实际操作实在困难,执法者苦于找不到具体条文规定,只得依靠大量解释和内部规定行事,由是引发超前意识和行为。小仅最高司法机关每年     

论法律实效

一、法律实效的含义 何为法律实效，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法律实效即是法律的功能和立法目的实现的程度和状态；（１）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２）。这两种观点中．前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效果，即法律实施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法律的价值、立法目的实现的程度；后者侧重于法律实施的状态，即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程度，而将法律效果与法律实效分离开来。笔者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法律实效不仅仅指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和程度，更包括法…     

经济立法超前性的初探

“立法是对现行行为规范的固定和对经验的总结”的传统的立法观。致使我国法制建设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呈现出滞后现象。如何改变目前的状况,本期发表“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初探”一文指出。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立法观——超前立法。经济立法不超前,造成立法落后于经济;超前过度,又会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导向。如何把握超前的“度”,仍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发表本文,旨在开拓人们的视野,对立法观作多维透视,以建立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观。     

刑法修改中的宏观问题研讨

完善刑事立法是当今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然而,在完善刑事立法的许多宏观问题上,目前刑法学界尚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与分歧。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论述与探讨。第一部分为超前立法与经验立法之争。作者认为,经验立法只能是滞后立法;超前立法则正确揭示了刑事法律规范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功能上的统一性;因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坚持立足现实与预见未来相结合的超前立法之指导思想。第二部分为立法技术的粗疏与细密之争。作者在客观、公正地评价现行刑法立法技术之弊端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在立法技术方面应摒弃“宁粗勿细”的观念,力求详备具体、明确严谨。第三部分为刑法调控范围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剖析目前刑法理论界的犯罪化说、非犯罪化说与折衷说等各种观点,作者认为,由中国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与现行刑法调控状况以观,在完善刑事立法的进程中,除有必要将现行刑法中个别犯罪非犯罪化外,应着重进行犯罪化。第四部分为刑罚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作者指出,重刑化与轻刑化均与刑罚目的原理背道而驰,亦必有损于刑罚的权威;在刑罚轻重的设置方面,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关键要克服现存的重刑主义倾向,并在摒弃重刑化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按照罪刑相适应原     

论科学立法的科学哲学证成及其整合策略

立法的科学性仍然是立法学中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论题。为了重新省思“科学立法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本文从逻辑实证主义、社会历史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代表性的科学哲学观点入手，简扼勾勒了三种观点项下的科学立法证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批判实在论取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继而提出科学立法的结构—机制整合策略。这种整合策略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提倡一种从外部的、科学哲学的视角，而非单纯局限在内部的、法律人的视角；第二，在精确的自然科学意义上，建构一门有效的、解放性的立法科学是完全可欲的，为了实现这种可欲性，立法者/立法工作者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寻找最具解释力的社会机制为旨归。     

论“片面共同犯罪”

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的实质，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各学者的认识和观点不一，有学者否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应以单独犯罪论。有学者肯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这样有利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大多数国家没有规定“片面共同犯罪”，而极少数国家规定了“片面共同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对此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单独成罪。     

温州私营企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温州试验区,中国农村改革的超前实验室,它以温州模式而名闻遐迩。温州私营经济的萌发和成长,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颂布之际,笔者调查了市场机制发挥得较完善的苍南县私营企业,对现存私营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希冀这些能有助于私营企业的立法、执法,把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纳入经济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