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论职业学校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植

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公民法律信仰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进而敬畏的最高境界的精神状态,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职业学校学生作为准职业人、准社会人,其法律信仰状况关系其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和谐.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培育研究

农民法治意识是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因素。新时代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下,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培育面临农民仍然不习惯用诉讼手段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留不住服务农村的专业型法律人才、乡村法治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要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提高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教育针对性,建设服务农村的专业性法律人才队伍,加大乡村法治建设投入,以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农民法治意识,树立法治权威,充分发挥法治在推动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民的守法主体精神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如果不建设法治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内涵的净化与提升,是法治社会高度发展与完善的一种成熟状态.公民的守法行为是实现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而守法主体精神的塑造则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基本路径.公民守法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及其对法律的信仰意识是守法主体精神的生成性要素;公民意识的培养、道德精神的塑造、法治理念的确立是守法主体精神的构建性环节.     

为当代中国农民的诉讼观辩解--农民"无讼"观根源的重新解读

诉讼观是法意识的核心,实现法治必须关注法意识的培育."无讼"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诉讼观的主流.然而我们却不能将此完全归因于传统法文化,而推卸当代人的责任.传统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今日农民之无讼观根源可归结为因立法缺失而不能诉、司法腐败而不敢诉、政府法律服务不到位而不知诉以及农民经济困难而诉不起.因此,农村法治进程缓慢怪不得农民意识落后,实现法治的重任还是应由各级国家机关来担负.     

论现代法治的形式理性价值取向——兼与罗峰先生商榷

现代法治的基本品格是形式理性与形式正义。有学者认为 ,法治的形式方面的要求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和运作的可靠性这些“形式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外部特征 ,而且它们与形式平等、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取向是相统一的 ,是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与表征。形式理性的法虽然有其不足之处 ,但它仍应为我国法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法治如何才能形成?--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问题,即,法律不具有权威性,行规行法高于法律;法治所必须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强有力的呵护自身利益的市场主体;法治所必须的制度性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过于依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三个问题也是限制当前中国法治建设步伐的关键性因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只能靠法制.制度与法律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论西方自然法的精神内涵

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其中包含着西方的古代自然主义法治观、中世纪的神学法治观和近代的理性主义法治观.在西方的法治思想与法治传统中自然法蕴含着公平、道德、理性、人权、自由等诸多精神的内涵,正是由于其丰富的观念造就了西方法理学范畴内最具持久,最富有生命力的法律思想.本文先是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阐述,然后进而阐述出表达出西方自然法中所蕴含的公平、道德、理性、人权、自由五方面的思想内涵.     

试论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观念性障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一个总蓝图,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但由于我们法治进程时间不长,全社会法治意识尚未全面形成,还存在诸多不利于法治建设的观念性障碍。文章阐述了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政策大于法、法律工具论、缺乏规制意识和依法办事的精神、不正确的权利意识等不良法治观念对法治建设造成的阻碍。     

中国社会法律信任状况的实证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信任危机日益受到关注,法律信任状况关乎法的运行实效,具有研究价值。通过调查分析,中国社会法律信任状况的特点为：普通民众在思想上对法律缺乏信任,而在行为上却又依赖法律,对法律表现出较高的信任。     

尊法与信法——依法治国内在要素漫谈

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之治,其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和信仰。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仰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通过法制宣传的推动以及长期谨守法律勿循私意等司法实践,司法工作者可以推动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让公民自发信法守法,引导其确立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论高校环境下法律文化的社会化

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客观上要求高校环境下接受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应成为法律主流文化的承载者。法律文化的社会化是目前高校为社会培养合格成员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任务。为此,教育者应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文化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文化素养,使法治社会倡导的基本价值理念根植于受教育者心中,最终养成其法律理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营造有益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

一方面，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法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立法工作已大功告成，还有新的立法任务有待完成；还有司法、执法、守法方面的艰巨任务有待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万能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还有契约、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公民意识、科学理性、家庭文化等等，都是法治建设的文化环境，影响着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调节手段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既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相得益彰；也可能相互抵牾、相互掣肘从而相消相殒。欲推动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十分重要的便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营造有益于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使外在的法律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内化”为内心的信念与要求，从而“外化”为自觉行动。     

“五五”普法中农民法律意识的审视与培育——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探究

普法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法具有惩戒功能,同时也有着规范和引导功能,如果公民法律意识缺失,法律得不到有效的遵守,法律的功能与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条件。由于农村中长期积淀的乡土观念指导着农民的行为,当法治现代化向农村逐步推进时,一些传统伦理习俗与国家法律所推行的法律机制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进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民法律意识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从中探寻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一、农民法律意识的传统探微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乡土…     

法律监督现代化之理念构建

法律监督为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及法治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危机,必然会发生转型。其中,完成法律监督转型的精神构建,需在积极扩展法津监督参加人主体意识的同时,更加注意引导和培养法律监督者——检察官树立信仰法律、形式理性、程序控制、保障人权、检察公正等理念,实现由专政工具价值观向以程序公正为主导的多元价值观的综合平衡转变,使法律监督现代化之法律监督理念与法律监督行为在意识上健康对接。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得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的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注重建立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之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就是以充分体现正义的良法美制所实行的治理。     

司法转型中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理

公报案例向指导性案例的程序性迈进是司法转型中国语境的微观镜像,也是社会转型期司法职业共同体为解决司法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紧张关系而作出的制度性回应。指导性案例生成的技术路径应是法律发现,而非法官造法,对其进行理性运作应遵循开放性进路,包括对案件开放、对方法开放和对社会开放。在指导性案例生成的程序性要件中,审判委员会作为决策机制的枢纽,是指导性真正走向权威性的组织保障,也是其主体自觉获得集体智慧的法治信任前提。     

姜明安：法治中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须。因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司法必须被国民信任和尊重，否则，法律、法治将形同虚设；建设法治中国，政府权力必须被制约，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是司法。人民如果不信任司法，不运用司法监督和控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将不可避免；建设法治中国，社会矛盾和争议必须主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