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升公众满意度、加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政府必须立足现实,分析影响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诸多因素,避免因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明确不同危机管理阶段公民参与的重点和任务,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从而有助于公共危机问题的解决.     

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解决策略

本文认为政府不够重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公民参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完善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文中指出政府应建立公共危机教育体系和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满足公民知情权、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则是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困境的策略。     

对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的思考

当前,我国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已初步建成,但危机管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基于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推进我国公共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首先阐述了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意义,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提出了促进我国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几点建议:开展公共危机的社会演习,提升公民的危机意识;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转变政府管理观念,畅通公民参与机制;建立信息沟通渠道,保障信息公开;提升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探究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其目的是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主体意识、利益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形成,公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会就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因此,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已成为政府和公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旨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借鉴。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公民参与机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治理变革运动正在不断地走强,在这种政府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但在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如何走出“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构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的公民参与机制,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研究——以杭州市车辆限牌为例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在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参与将有利于弘扬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社会事务、政府事物中去,但同时,在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对民意的忽略时有发生.本文结合杭州市地方政府车辆限牌决策活动,找出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政府如何正确处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不是对手关系而应是伙伴关系。合作,则双赢;敌对,则俱损。但在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的困境。我们要正视民间组织面临的困境,积极改善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公民社会良性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促进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进入危机多发期。本文认为要成功应对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应对公共危机,是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关键。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在认识和解决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实施公共管理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的一种相互沟通、协调和协商合作的机制和分担责任、分享收益,实现共赢的一种合作模式,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再完全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具有很强契约特点的政府管理的新理念,体现出政府在公共治理中角色的转变及其对自身职能和地位的重新认识。     

谈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应该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但由于思想认识、法律制度和人才素质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该革新思想,提升理念;制定和修订新闻法、信息法、保密法;完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与自律制度;提升领导干部与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变政府对媒体监管的方式。     

紧急状态应对机制中的民生至上理念——从日本“3·11”地震紧急状态说起

2011年3月11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海啸、核泄漏不期而至,引发日本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无序与法律救济上的无助,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突发性危机或紧急状态下的民生保障问题的反思。本文以关乎人的最基本权利之民生保障为中心,论述在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下国家法律对民生保护的应对之策。一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该怎样正当行使国家公权,有理有利有限地克减民生,遮蔽基本人权事项,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当面临紧急状况时,作为执政者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者,更不能开启行政乃至司法任意性和主观性的窗口。否则,是对现代民主国家法治与民生保障的二重嘲讽。     

“谣言事件”与舆情管控——论谣言事件过程中政府媒体的舆情引导策略

"谣言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政府和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瞻性宣传的消极化倾向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条件;谣言事件发生过程中相关部门举措失当会加剧危机态势扩大;谣言平复后缺乏有组织的、系统化的反思和教育。对"谣言事件",需要政府和媒体高效互动:建立危机宣传预警机制,做好"防谣"、"辟谣"预案;将媒体联动和政府举措相结合,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及时组织舆论开展系统讨论和反思,培育民众的理性素质。同时,由于自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实时性、简化强化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政府和媒体还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要完善自媒体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积极开设并良好维护官方自媒体平台,构建新型信息传播渠道;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环境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 ,一开始就面临许多困境。实际上 ,环境权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职责。它已经不同于法学界过去惯常所宣称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对等性 ,而体现为权利义务的错位和不对等性。我国应该走环境权宪法化、具体化和公民权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

内忧外患情况下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被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长期"暂时适用",后依其制定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这说明民族存亡催生了中国的著作权立法,受西方思想影响,国家已从倾力于文化控制转而开始注意"民生",保护"民权"。著作权法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也暴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引入

契约不只是私法上的专利，它同样可以适用于行政法之中。无论是从世界性的趋势还是从传统行政所存在的弊端以及契约自身的优势来看，行政法完全有必要高扬契约的精神，确立契约的观念与制度，以促进行政民主的发展和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合作关系。     

论金融危机与经济法价值的回归——政府行为视角

经济法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即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利,以实现市场交易公平。金融危机实质是信用危机,本轮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脱离,而法律对金融创新缺乏规范是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脱离的直接诱因。为此,政府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通过立法明确规范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关系,发现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并用经济法的简单价值引导市场处理自身金融危机。     

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实质即是建立和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协作参与,征调一切可用的人、财、物,以有效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法律框架体系。从交通运输系统现有法律框架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着实体上权、责、利划分的不平衡,程序上过度任意性的问题,其后果是在非常态社会秩序下,政府权力的超常行使必然对应公民、企业等社会个体权利的过分压抑。未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应该从权力的分配、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与及权力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入手,构建权力控制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明确的法律框架。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是现代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政府形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发挥。而目前中国政府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越位”、“缺位”,“失序”、“失衡”,“低效”、“扰民”,“腐败”、“不负责”等形象危机,已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为此,要建构起现代式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劳动合同法》的不足与完善——《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中遭遇多种类型的实施困境,导致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多方采取逃避《劳动合同法》的做法。本文仅就企业、工人双方基于《劳动合同法》框架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从博弈论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双重角度论证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困难的必然性以及原因。建议在中小企业中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在企业与工人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亦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力以及对工人的保护力度,进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内在动力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