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

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台湾最具有血缘和历史文化关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来说，台湾永远都无法剥离的仍是中国。我们强调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并不是要否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但再怎么特殊和不同，台湾文学在整体上仍未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     

中国文学中的道教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创作理论起过深刻影响。在唐朝，三家思想并用，但是对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现象、审美认识、审美现象影响最深的或许就是道，道教徒为了弘扬道教、扩展其影响与势力，常以文学艺术形式渲染、增加宗教的感染力，为此，中国文学中蕴藏着浓厚的道教思想。由于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自然道教思想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论朱舜水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

朱舜水的文学主张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以实功、实用衡量文学的存在价值，倡导有益世教之古文，贬斥诗赋词曲；在日本传授作文之法也以古文功效为旨归；其古文创作大多为政论文与书简，控诉理学、心学的空谈误国，总结明朝败亡之因，以大量书简传达其实学主张。朱舜水的治学宗旨与学术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及之后的明治维新影响深远，其古文理论对日本文论界也有一定影响。     

张我军诞生百年纪念书籍出版

台湾已故文学家张我军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他同当年一些先进分子一道，在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实施严厉镇压和怀柔同化政策的恶劣环境下，把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到日据下的台湾岛内，并猛烈抨击当时盘据台湾文坛的旧文学、旧思想，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不能与中国文学分断”的主张。从而被台湾学者称为“摇篮期台湾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或“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创新大师宋玉

宋玉师承屈原，不拘一格，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他开创了赋体文学、奠定了感伤文学、成就了艳情文学、首启了梦幻文学、独树了女性文学、新制了山水文学、研发了游戏文学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堪为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创新大师。研究并总结宋玉在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丰硕成果和深广影响．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再接再厉，是大有裨益的。     

日本学者“赵树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日本学者把赵树理研究与战后日本知识界的战争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相结合,与美国高压占领政策导致的赤色清洗产生共鸣,用异质的赵树理文学反省日本的中国观与亚洲观,用赵树理文学异质的现代性重建战后日本国民文学,试图拯救日本民族意识。他们的研究根源于生活和时代,反思知识分子命运,追问革命与文学的内在可能性,既面对外在严酷环境,又直面内心惨烈挣扎,在反省与批判中重建自我,在学术研究中投进整个生命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终结与永恒悖论的潜在阐释

文学终结与文学永恒是文学领域的矛盾体，这一悖论反映了新媒体形式不断出现的后印刷时代，文学著作者在执着地相信文学的永恒、迷恋于文学的魅力的同时，为印刷文学的衰退而痛心的迷惘处境。“通变”论认为文学终结的真正原因是新媒体改变了文学特定时期的存在条件，新媒体的出现只能改变印刷文学的存在样式，但不会导致文学真正的终结。从“通变”观出发，文学有它自身的存在理由，由于文学的抒情言志的社会功能，文学的魅力是永恒的，它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文学终结与永恒悖论的释解同时为当今网络文学的出现与繁荣提供了合理的注释。     

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繁荣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史价值

平安女性日记文学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中下层贵族女性,用当时带有女性身份象征的文字即平假名,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的真实记录和告白。其日记记录的特点和作者对自身情感的披露,使这些作品兼备了文学研究和史料参考的价值。平安女性日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在平安时代文化繁荣的大环境下展开的,与该时代女性文学的兴盛、日记到日记文学的演变及发展等有着密切联系。     

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比较观

本文关注近年来日本、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最新成果与动态,从学术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新文学与鲁迅,以及台湾文学定位等方面,将两岸三地的研究状况相互参照,比较研究者在解读与考辨台湾文学时存在的异同。     

日本作家的世界文学想象——以大江健三郎为中心的考察

世界文学的人类立场,要求今天的中国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义,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马首是瞻.当然,强调世界文学写作的人类立场,并不是要抹杀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创作的内部差异,而是主张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寻找到彼此能够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立场.这也许正是日本作家给中国文学界带来的启示.     

《史记》“文学”概念考辨

对《史记》中“文学”概念的考辨，最早上溯到春秋末年以教授先王典籍为业的孔门文学：其次为战国自由发挥学说的诸子文学；然后还有秦统一六国之后．纳入朝廷控制的御用文学。孔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民族基石．诸子文学则具有各自发挥的独立态度．而秦世御用文学显示了官方力量对思想的控制。     

新世纪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灾害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疼痛与反思。文学地理学为灾害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地理批评能够有效地透视藏地文学的空间建构。但藏地灾害书写还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薄弱地带，当前，学界对藏地灾害书写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对藏地灾害书写中文学与地理的深层关系揭示不够。开展藏地灾害文学地理研究是藏地文学研究、灾害文学研究在思维、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学术生长点，不仅可以给予灾害文学创作和研究更多有价值的审美揭示和学术发现，还对形塑抗灾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东干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话语重合

解放区文学和东干文学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学，但如果把它们置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话语重合现象：这两种形态的文学都追求文学的民族化，都重视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并且都注重对“新人”形象的书写和对“新社会”的赞美歌颂。     

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以《史记》与《平家物语》为中心

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不仅包括时间上的纵向置换，也包括空间上的横向置换。就空间向度而言，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特定的地域、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文化、社会规范的影响都使得原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文学原型在日本文学中的置换变形，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化存在相通之处的同时，其民族情感和深层文化却迥然有异。这反映了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相互联系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原型是古已有之的既定叙事模式，原型的重现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受制于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制约，原型又不断地被置换变形。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20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殖民地左翼文学刊物的坚持与溃败：《台湾新文学》（1935—1937）之文化生产研究

日据台湾最重要的左翼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逐步收紧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此时的政治话语论述要求文学活动同质化并参与政治翼赞,逼迫文学活动适应政权对文化的需要而作出转型。《台湾新文学》在殖民强权所制造的＂文化繁荣＂中无意助力,只能勉力维持,在有限的文化资源里坚持将左翼理念暗中传递,与读者达到声应一致的目的。通过将台湾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文学刊物发行为主的文化生产惨淡经营的现状与彼时中国大陆左翼文学生产盛况进行对比,可以体悟到《台湾新文学》作为殖民话语论述强势压迫下的左翼抵殖民能量的难能可贵,并对刊物所达到的左翼文学成就有新的认识。     

论《八犬传》对《水浒传》杨志的借鉴

《八犬传》是日本江户时期小说的代表作，作者曲亭马琴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中国《水浒传》的素材。青面兽杨志作为《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在《八犬传》的故事中被大量地模仿、借鉴。本文将通过对比两部作品中的相关故事情节，展现了《八犬传》对《水浒传》主人公之一杨志的模仿和传承，说明《水浒传》对日本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文学传统与文化心态——兼论诺斯罗普·弗莱的加拿大文学观

文学传统的功用一直是文学批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尽管很多学者认为打破文学传统模式的桎梏是文学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愿意为之一辩。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认为文学传统是一切文学发展的根基，是诗人创作灵感的唯一源泉。对文学传统功用的肯定，不仅决定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持续性，也会左右其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文化心态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诺斯罗普·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批评，进而阐释弗莱对文学传统和文化心态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加拿大文学现存问题的担忧。     

文学的自觉时代再审视——中古时期文学自觉进程的动态考察

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趋势，它包含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使创作主体摆脱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创作主体将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已的思想感情，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在我国的中古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性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使我国古代诗文在完善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其对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和创新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论“十七年文学”城市写书的文学秩序

1949年以来，新政权急需确立“文艺新方向”，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新的政治主张．要求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转折保持高度一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城市是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之发生地．这使城市写书开始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规范”。“十七年文学”确立的城市写书之文学秩序．使城市逐渐失去了在文学中全面呈现的合法性。作家们无不例外地选择“国家话语”进行文学叙述。于是，城市的文学书写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断裂．文学言说下的城市形象被不断地简单化与固定化。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优化，作家们纷纷放弃之前被迫坚守的写作立场，城市书写之话语权得以回归。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之文学秩序得以突破，这是国家文明的发展，更是时代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