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判决书的私人公开看公共记录中的隐私权保护

我国立法并没有规定私人有权向特定的或不特定的人宣扬或者披露判决书所载的内容和信息.私人自行公开判决书,会在判决书所确定的惩罚或责任之外,给当事人施加新的损害或者困扰,令当事人陷入长期的耻辱与蒙羞之中.判决书的公开属于司法信息公开,应当统一由法院为之.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未成年人利益、性犯罪等有关案件的判决书,应当禁止公开.除此以外可以公开的判决书,也需在公开时采取必要的匿名化措施,以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     

美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司法界在判例法传统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对司法程序及司法记录的知情权得到保障,并通过利益衡量机制对公众知情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是信息时代背景下远程公开方式对美国传统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带来了挑战,在各方争论中,美国司法界采取有限制的远程公开思路,按照信息内容、案件类型区别公开,并利用XML技术对敏感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当前,我国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处于传统司法信息公开与远程司法信息公开交错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司法信息公开尚未建立健全,远程司法信息公开的挑战却又如期而至,因此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之限制

经过多年司法改革,裁判文书从不公开、有限公开再到现在的网上全面公开,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审判公开原则和实现"阳光司法"。裁判文书网上公开能实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但是作为涉及公共利益的知情权,有时会与私人利益的隐私权产生冲突。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对案件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寻求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平衡,更好地实现司法公开、公正与公平。     

检务公开的比较研究

以国际规则、域外立法为样本,研究了检务公开的根据与性质、范围与程序,认为中国检务公开改革的方向是,将检务公开纳入将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的范围,立法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以多种方式公开其信息的同时,应当允许公民申请公开,并有权寻求司法救济。     

阳光下的权利--试论我国建立行政公开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文论述了政府行政公开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的转折性意义,并结合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探讨了我国建立行政公开制度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即行政公开制度应当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制度体系.中国已加入WTO,建立行政公开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存在较大争议的不起诉案件的公开审查机制

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机制在法律条文中虽然没有得到最为鲜明的体现,但其符合了检务公开的理念要求、程序正当的诉讼要求以及保障人权的司法诉求.目前,检察机关进行公开审查一般采取听证形式.由于公开审查程序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备,在实践中不免会产生一些分歧,较有代表性的有：公开审查是否适用于自侦案件、公开审查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影响、公开审查对于检察机关独立检察权的影响等.     

全面公开审判卷宗的建议与制度设计

裁判文书公开作为审判结论的公开,是司法公开改革的一个起点,可以视为全部审判卷宗公开的基础探索。以公开保证公平、公正,以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公开的核心目标,是阳光司法、透明司法的根本。在今后司法公开的改革过程中,应当严格贯彻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理念,逐步扩大审判卷宗公开的范围和对象、逐步废除卷宗副卷,推动法院审判卷宗的全部公开,切实通过全部审判卷宗的公开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让阳光照进司法的全过程。同时,不断探索公开的恰当方式,并关注当事人的信息处理与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公开论

刑事程序公开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可并付诸司法实践。刑事程序公开 ,不仅要求规定刑事程序的法律及其实施的公开 ,同时还要求程序公开要有保障及救济机制 ,以及对程序公开的例外的严格界定。我国应当从程序规范的公开、审判公开审前程序的透明度等方面加强刑事程序的公开。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我国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之反思

与一般信息公开不同的是，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关涉公民的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拥有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此类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更关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体发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信息公开面临着“商业秘密”内涵的宽泛性、第三人不同意公开的强约束性、行政机关行使利益衡量职责的消极性以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等困境。在制度层面完善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必须完善政府信息之法，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加强行政机关能力建设，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内部支持；健全司法审查制度，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司法认定中的显形规范与隐形规则——置于罪刑法定制度构造中

司法认定包括对法律的认定与对事实的认定.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认定特别是其中的对刑事法律的认定表现出对刑法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巨大期待.这种期待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典编纂的热切和司法办案人员对成文法及所确立的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强烈渴望和绝对的依赖.但是,纯粹的正式规则、显形规范治理的理想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作同样需要非正式规则、隐形规则的介入,这是由刑法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局限性及法律运作、司法认定的规律所决定的.     

司法谦抑：司法权威的道德基础

树立司法权威对于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权威不仅需要司法独立的外部制度保障,而且需要司法谦抑作为内在的道德支撑。司法谦抑的品性源于司法机关的特殊地位、司法权的行使方式和法官的职业特点。司法谦抑能够弥补司法权民主性的不足,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消减公众对司法骄横的疑虑,从而为树立司法权威提供道德基础。     

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与中国司法改革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调整着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国家职能机构的法律关系。作为一项司法审判原则 ,确保着司法机关对审判权的公正行使 ,防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受到来自外界的不正当干扰和影响。司法独立包括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两个内容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 ,司法公正是司法独立的目的。我国司法改革 ,应着眼于司法独立 ,追求司法公正 ,努力提高法官素质。     

是否应当回归“马锡五”——兼评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原因。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性和司法改革的要求,马锡五审判方式已不再具有现实的适用可能,然而其内在价值却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这个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之争。当前司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司法职业化所造成,司法改革依然应当坚持职业化的方向。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取消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最高审判组织形式,它的存在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造成的结果。审判委员会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不断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在实践中导致效率低下,案件质量不高,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因此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势在必行。     

司法程序的构成要素和价值特征

司法程序是法官、当事人等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步骤或方式。司法程序应当包括对立面的设置、中立的裁判者、有关的信息和证据、对立意见的平等交涉、确定的结果等五个方面。其价值特征则包括参与性、公开性、平等性、程序理性、效率性、终决性等方面。     

能动司法哲学观的解读

司法能动主义首先是从美国兴起的一场司法运动。在历史上司法能动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在美国历史上就司法克制还是司法能动的争论非常激烈,而司法姿态也是在这两种审判哲学之间呈现出"来回摆动"的情形。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这种争论也渗透到我国的司法界和理论界。目前我国提出能动司法的审判哲学,这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存在交集,同时也有区别。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辩证地看待。     

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比较与定位

尽管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现实地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但中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的现实方式仍然是司法解释。在对国外特别是美国和德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方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即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院既不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也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形成,判例是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