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决策状况分析

行政立法决策贯穿了行政立法进程的全过程,没有立法决策,就不可能完成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公众真正有效参与行政立法决策过程,对行政立法决策的公正、合理、科学、民主作用很大。2012年4月27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暂行办法》,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问题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文章从公众关注度、参与的广度、深度三个方面对近几年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度做了详细分析,评析了影响行政立法决策的公众参与的技术因素和提高行政立法决策公众参与度的现实路径。     

重大行政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困境与突围——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为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一年多来,重大行政决策中的行政公开、公众参与程度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过于笼统原则的制度设计没有改变行政机关的决策垄断地位、行政机关体制内阻力表现明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普遍性有效性不足的困境。解决困境的有效路径是：以适度分权和细致分类为原则完善行政决策的协商民主程序设计,以考核、审查、问责为关键建设民主决策的监督机制,以增强意识、培育力量、畅通渠道为重点改善公众参与状况。     

“软硬兼施”视野下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构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架构下,行政决策作为行政机关的经常性职能活动必须依法而行,遵循善治的目的。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实现法治化。具体而言,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构应当依循硬法规制与软法治理的两维向度展开,前者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与行政决策责任机制,后者的机制构成与表现主要是彰显开放、协商与回应等品格的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多元意志平等协商的信息公开机制与公共参与机制。     

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等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研究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在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存在着巨大价值。中外立法根据经验及实践制定了多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和类型。然而在实践中,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针对这一问题,应当根据行政决策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制度,以提高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以5·16邻水县事件为例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     

我国重大民生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推进路径探析

民生问题是政府行政决策中的重点与难点,公众参与是对传统民生决策的厘革与重塑,是消解改革带来的诸多利益矛盾、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公众参与主体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政府垄断公众参与启动权与反馈机制缺失等问题。基于此,在兼顾重大民生决策程序中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审慎制度构建为不断推进路径的视角下,应明确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参与主体权利、推动决策信息公开与公众意见采集、完善公众参与启动与退出程序、建立健全政府反馈机制。     

作为过程的地方重大行政决策——以公众参与视角

重大行政决策本质上是一种程序,呈现出一环接一环的过程特征,公众参与是其中一环,并具有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的必然属性和有效价值。具有框架式的公众参与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已有较大程度落地和实践,但表征性特征较明显,权利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重视,方式上的参与未得到足够拓展,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召开听证会等核心制度的完善来回应现实中的质疑。     

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比较研究

行政决策是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主要过程之一,其对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潜在的侵害性,通过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能较好的保证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实现国家权力的正确健康行使。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不例外。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与现代法治要求仍不相适应,且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公众参与、程序规范、监督有力和责任明晰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契约伦理与公共行政精神——公共合同有效治理的两个维度

公共合同的本质在于政府与缔约对方以合同为纽带,在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明确各自所享有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在公共合同中,作为契约一方的政府官员,既有官职又是合同的参与者。前者是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作为基础的政府行为模式;后者则是平行的、以商业交易中的谈判为基础的行为模式。管理公共合同的政府官员要在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点上运作,既要坚守契约伦理,又要持守公共行政精神。     

行政追偿制度构建之维

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权对被追偿者来说是一种重大过错行政责任。行政追偿权行使的条件须是行政公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行政公务人员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已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费用或履行了赔偿义务,行政公务人员主观上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要完善行政追偿程序,并放宽相应救济渠道。     

行政承诺不反悔论

行政承诺是行政权行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实践中存在行政执法中的承诺和行政管理中的承诺。相比之下,后者多于前者,即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承诺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法律规范,导致该范畴的承诺极易发生变化而形成承诺反悔,影响行政公信力的树立,损害行政立法权威和行政相对人权益。因此,从法律上保障行政承诺不反悔成为一种必然。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承诺时应当谨慎,行政承诺应当制度化、契约化和可诉化。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应当构建系统的政府行政诚信体系。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及途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由行政立法的特性所决定,是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立法听证的途径强化公众的参与,具体实施中应强调听证的公开性、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法律效力的清晰性。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我国行政给付的原则

行政给付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制度,行政给付行为的实施应遵守国家责任原则、基本生活保障原则、公平公开原则、补充性原则、补足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     

提高政府行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全面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应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目标,以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核心内容,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观念、模式、体制、方法等方面的转型.同时,还要规范和培育各类非政府组织,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监督行政权力的新思考

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审视现阶段行政监督的现状，还存在着监督主体转型缓慢、被监督者制约发展、监督参与渠道尚不完善等障碍性的因素。因此，应以公民社会建设为突破口，从公民、政府和渠道三个角度系统地思考新的建设道路，以完善行政监督模式架构。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之界定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系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或完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中制作或获取(已经收到或被送达)的,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非终极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一些地方立法已就过程性信息做了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回避,以致实践中各种分歧,故利用制定行政程序法、修订《条例》之契机,在豁免公开的范围内增列“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事项,在结构上分为豁免公开与准予公开两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考虑“损害标准”与“豁免公开限制条件”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