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监管立法的域外经验

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重视利用兼具政府机关和私营部门特色的"混合型组织"来执行行政任务和提供公共服务.法律规范先行、财务审计约束、公开信息披露、完善治理结构、强化问责机制是域外监管混合型组织的核心内容.混合型组织的发展历程与立法监管经验,可资我国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借鉴.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监管与问责

社会组织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接者。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方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公共服务职能转承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从三方的互动关系可知,监管与问责可作为观察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内在机理的重要维度。重新审视公共服务转承中的监管与问责实践可见,政府应聚焦公共服务受惠人及受惠程度,引导建立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元监管问责体系,最终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美国公立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其特征

公立高校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经过200多年发展,美国公立高校形成了独特的法人治理结构.该结构外部表现为国家监督,政府间接千预,依靠中介组织的缓冲政校关系,形成政府掌舵,大学划桨,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该结构的内部为独特的法人-董事会制度结构与自治模式,其中董事会、行政委员会与学术评议会分权制衡,以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修订研究

我省行业协会是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一支重要力量.《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对规范我省行业协会管理、发挥行业协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服务、指导等作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该办法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及"政府监管+依法自治"综合监管模式的新要求.应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分析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现状,借鉴国内外行业协会管理经验,及时修订该办法,健全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行业协会监管体系,提升行业协会能力,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要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原则,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二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作用,广泛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三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论公安机关“三单”制度建设

公安机关依法建立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规范、具体规定公安机关的权力边界、责任边界和常见负面行为,是以明确职能、建设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责任、服务型公安组织与队伍的改革举措,注重操作性、针对性。在实际工作推行中主要遇到法律支撑不足、民主参与不高、具体措施较少、社会监督问责机制滞后等因素的阻挠。需要从加强立法、跟进配套措施、健全社会监督问责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社会组织依法自治路径探析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因此,实现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成为新时期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取向。文章从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章程制度、强化自律自治教育等方面探索了实现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路径。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兼论社会主体视域下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从社会主体的研究视角出发,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体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形式。参与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需要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探索和借鉴多样化的社会参与和自治方式、培育和发展自治性社会组织、锻造公民和社会参与和自治能力、发挥社会自组织规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及加强社会主体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等方面有所作为。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明显优势和正当地位,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和社会管理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构建"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新社会管理模式。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政府与社会共治理念缺失、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定位不当、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不完善等。因此我们需要从借鉴国外社会组织运行的经验成果、普及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和改革监管模式三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社会管理模式,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

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决定了必须重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这种参与权是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内容,也是国家教育权模式的有益补充。厘清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权的法理基础应明确村民自治组织与国家、学校教育权主体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的法律规范根据与法律属性。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参与权的实现包括参与学校建设,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及提起申诉和控告,当然也包括接受国家的监督和管理。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监管体制的构建

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标准的协同发展中涉及到政府、法律法规、市场中介组织、创新主体本身等众多因素。我国目前在专利和技术标准协同当中的监管领域仍存在着一些滞后和不足。本文尝试从政府、中介组织以及创新主体等三个层面提出构建一个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监管体制,并对其各层次的具体功能以及彼此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整合、中介组织补充监督、创新主体自我监管为运营架构,激励政策为支撑平台,法律法规为约束边界"的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技术标准协同发展的监管体制,并针对专利与标准协同的不同阶段的监管进程,提出监管主体监管工作的不同侧重点。     

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论“人大”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作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形成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人大"作为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每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党委领导"需要通过"人大"实现,"政府负责"需要"人大"落实和监督,"社会协同"需要"人大"提供法治保障,"人大"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与渠道。总之,"人大"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法治基础和制度支撑作用,是社会管理的中枢。     

枢纽型组织视角下共青团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共青团组织是否能有效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中,完善角色定位,向"枢纽型"协同管理转变,关乎今后青少年工作格局和共青团事业发展空间。共青团作为青年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和培育其他青年社会组织,引导协助他们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正能量,正是共青团组织努力的方向。本文以嘉兴市范围内青年社会组织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调研当前嘉兴市共青团组织、其他青年社会组织与政府三方之间的互动与摩擦,最终以枢纽型组织建设背景下的协同管理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协商民主嵌入公共预算绩效监督的实践与探索──以泽国镇城建项目绩效评估民主恳谈会为个案

公共预算绩效监督主要指政府部门的内部行政监督和立法机关的外部政治监督。内部行政监督强调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外部政治监督突出公共责任。本文主要是从后者切入探讨基层人大对公共预算绩效进行监督的路径,着重通过中介组织、社会精英、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审查和监督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优化政府财政资源配置,增强政府预算管理的责任性和透明性,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争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通过协商民主对城建项目绩效进行理性评估的做法,在全国乡镇一级尚属首次,不仅克服了财政、审计等部门内部监管存在的瑕疵,避免了人大预算监督权被虚化的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公众从预算编制到预算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初步达到了既要"管住"政府钱袋子,又要"管好"政府钱袋子的目的;增强了政府作为"代理人"的合法性,激活了人大权力监督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