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新中国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与国家治理成效

国家治理成效就是国家治理的结果,包括目标任务已经达成(成就)和尚未达成的情况以及由此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国家治理者的组织体系,政党政治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演变为"以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治国体系,是国家治理成效的内因和根源。新中国构建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在改革开放前具有单调、严厉、刚性的显著特征,在那些需要集中力量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难以预防和纠正错误,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后果。改革开放后重构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更为包容、更为宽松和更具弹性,由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因其控制机制和社会组成等还不够完善,所以还存在腐败、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是新中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所以必须坚持;同时这套体系还需继续改进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保持和扩大国家治理成就并最终实现国家良治。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性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目标聚焦,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其主要特色集中表现为:在国家治理概念上的中国维度与中国表达;在国家治理目标上的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协同;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上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一核多元"的独特格局;在国家治理价值理念上的人民整体与人民民主追求。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学校篇》国家治理思想探究

黄宗羲是"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其民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黄宗羲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治理思想。其观点主要有:学校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政策输出的功能、人才培育的作用、引导社会风气转变的责任等。其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深入研究其国家治理思想,可以给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党的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是今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予以重点把握的关键内容。然而,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的挑战、政府方面的挑战和"五位一体"建设方面的挑战,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运行。为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主体更为主要的是国家。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尽管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必然具有社会相关性。故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源于国家、特别是国家政治性要素的内在规定性路径,同时也不可忽略国家本身之外的诸要素所演化而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从内容上来看,内在规定性路径包括国家的权力结构、民主制度和机制、政党、法治等等,共同构成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就是由国家制度的运行所内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包括共时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时性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等,它们既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内在规定性路径和社会相关性路径的有效配合下才能实现,而要达成二者的协调配合,应当发挥内在规定性路径的主导作用,注意其进程的渐进性,并保持与外在性路径的适度分离。     

试论现行宪法对国家治理的法治引领

宪法是法治的灵魂,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统领着国家治理。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神,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现行宪法凝聚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共识,奠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通过赋权规范着国家治理能力,引领着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目标定位。现行宪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