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反腐败之作为: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认为反腐败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全球而言,透明国际的卓著成效有目共睹,就我国而言,非政府组织或在公共领域分权制衡,或对政府进行权力监督,是体制外反腐败的有力主体.     

非政府组织反腐败之作为：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认为反腐败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全球而言，透明国际的卓著成效有目共睹，就我国而言，非政府组织或在公共领域分权制衡，或对政府进行权力监督，是体制外反腐败的有力主体。     

以色列民间反腐败组织的反腐经验

在以色列,“国家廉政运动”是在该国反腐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组织始创于1990年,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非党派的民间反腐败组织,其理事会成员完全由志愿者组     

理解与认知中国的准政府组织

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元化研究，忽视了二者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中间地带——准政府组织，这种大量存在于我国政治现实中的公共组织，不属于正式的政府机构，但却拥有一定的权力。通过总结经验现象和深入分析，本文将中国的准政府组织区分为社会导向型和政府导向型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政府内和政府外两种。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中国准政府组织的现状，认为主要存在法律身份不明、功能定位不清和运行管理不够规范等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较为模糊的结构性要素——准政府组织，对之予以深入认知与分类，并指出中国准政府组织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什么是“禁飞区”？

“禁飞区”有多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时段对其领空范围内的特定空域采取的限制飞行的管制措施，这种“禁飞区”的建立是国家主权所赋予的权力；另一种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冲突地域划定的特殊限制空域，限制冲突相关方的飞行器在管制空域内的飞行活动，只有在国际组织授权的前提下，建立此种“禁飞区”才具有合法性。     

从宪法到宪政

一宪政,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的操作与运行过程,包括创造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等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就政治与宪法的关系看,宪政实质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宪法所体现的民意限制的,在政府权力之上有一套更高的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规限,政府在法制下行使权力,才构成宪政。宪政与民主、法治一样,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宪政以宪法为前提,宪政是宪法的有效…     

建国五十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启示

建国五十年来，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我们党采取种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从中可以引出如下几点启示。（－）实施“阳光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有监督的权力和在监督下行使权力是避免党员干部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的重要前提。而发扬民主是强化监督的重要保证。靠民主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要的反腐败思想。为了有效地确实地创设人民监督权力，创建…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责、权、利关系及其平衡

公共管理中涉及的非政府组织 (亦称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等 )主要指狭义上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由政府承办 ,其组织行为活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的影响 ,因此 ,管理活动中必然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责任关系。为切实保证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服务作为原则和方向 ,需将法律合同方式、监督反馈机制、问责机制等结合起来 ,重视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道德素质培养 ,在达到组织内部责权利统一的前提下 ,达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平衡。     

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及其变化(上)

194 9- 195 4年 ,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与完善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采取的是“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 ,即中央人民政府不但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又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与 195 4年后的历届中央政府在组织职能方面有许多不同。“议行合一”的政府体制不采用内阁负责制。其间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还作了几次调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方式 ,都与建立时有很大不同。     

加快发展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初步探索

提高农业竞争力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加快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农民经济组织要坚持民办、公助、法治、党的领导和“六放”原则。应下放权力,积极支持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把为农民服务作为农民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手段,按农产品品种建立农民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民经济组织联合会;增强农民经济组织成员参政议政功能,为政府决策服务。     

聚焦中心任务 落实监督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纪委担负监督责任。这是中央对纪委履责内容的再明确,也是对履责方式的再调整,更是对履责要求的再强调。曲沃县纪委按照临汾市纪委＂党的组织建立在哪里,纪检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公共权力运行到哪里，纪检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的总体部署，依照“聚焦中心任务，突出主业、明确主责、加强主力，科学排兵布阵，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具体要求，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任务。     

分类嵌入: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一个描述框架

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党社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塑造了当前中国“党社关系”的“分类嵌入”体系格局。面对高度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组织,党对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嵌入性领导采用了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路径,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政党权力嵌入形态,并带来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不同自主性状况。“分类嵌入”体系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变,但存在着动态变迁的动能。党的“赋权性嵌入”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性自主”代表着“党社关系”变迁发展的方向。     

谈政府廉政建设中的反腐败责任制度

建构政府反腐败责任制度的逻辑思考政府反腐败要运用权力来进行,而责任是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凡属腐败,皆是以权谋私手中无权者难以腐败。政府反腐败不限于一种方式与手段,但以权制权应是其首要的方式与手段。权力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手握权柄的腐败势力如无党和政府足够强大的强制力量的震慑、打击与制裁,就不可能有所收敛,更不可能偃旗息鼓。政府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同时也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反腐败是人民的重托,反映人民的意志,责任无比重大。政府越是…     

权力腐败与治理

权力腐败是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一种最危险的腐败。因为这种腐败发生的主体是各类管理机关和政府公职人员，而各级领导干部又是该主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权力腐败不仅败坏党风政风，而且直接侵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因此，遏制权力腐败是当前反腐败的一个突出课题。一、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首先，物质利益的诱惑是权力腐败的第一推动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了“让…     

谈政府廉政建设中的反腐败责任制度

建构政府反腐败责任制度是运用权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其包括责任范围、责任承担者和负联带责任者、责任保障机制三个方面。其难点,一是存在权力、人治、人情和裙带四道难关;二是某些腐败现象难以确认和治理;三是配套机制与优质环境颇难建构。解决难点要摆正责权利的关系,在"利"字上下功夫;理顺政府职能,防止权力扩张和滥用;加大纪检、监察、司法部门的监管力度,促进政府反腐败责任制度的落实与强化。     

试论行政垄断的危害、成因和对策

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依法行政 ,强化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指导作用的职能是勿庸置疑的。而“行政垄断” ,这里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其特点是 ,它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力构成 ,并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推进和运作 ,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人为的“竞争优势”。在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 ,行政垄断突出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 ,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经营活动 ,即所谓“权力干预”行为 ;一种是政府及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 进一步遏制权力腐败

一、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遏制权力腐败，是实现长治久安和政治稳定的锐利武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概括，它不仅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新时期建党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用“三个代表”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重要标志和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权力…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的新策略

将“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作为一种创新型策略提出来，既是为了适应制度环境变化、权力结构调整和组织使命趋同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破除绝对权威崇拜、自身能力不足、警戒防范态度和法制保障滞后等制约因素的困扰。鉴于“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并非自然生成，则需要从“合作共治”的前提——意识的培养、基础——互信的构建、核心——权责的明确、保障——法制的完善等四个维度对其实现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政策法规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作出适用主体范围扩大到“四种人”的解释。这“四种人”是:①法律授权规定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②在机构改革中,有的地方将原来的一些国家机关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其行使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③有些国家机关将自己行使的职权依法委托给一些组织行使;④实践中有的国家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聘用了一部分国家机关以外的人员从事公务。上述这“四种人”虽然在形式上未列入国家机关编制,但实际是在国家机关中工作或者行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按照这一法律解释,这些人员在行使国家权力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的规定处罚。这一司法解释的讨论通过,对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扩大的“四种人”的渎职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本刊为方便广大读者学习、对照我国刑法关于渎职罪适用主体规定,为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法律帮     

党建文摘

建立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一是合理分解权力。通过科学配置权力,强化权力的有效制约。二是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党委反腐败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巡视监督。三是强化公开制度。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强化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