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

2012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方式等,但对于法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未予明确,指导实务操作的是两高三部在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的"确实、充分"标准,是否所有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均要适用这一标准值得商榷。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标准的分析应以概念的厘定和认识论的澄清为逻辑起点,我国检察机关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适用"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诉讼排除规则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一,随着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发展,它的具体规则和适用范围也逐渐得到确定和适用。以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民事诉讼中初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法律规定的并不系统和完善。本文提出了在证据立法、规则的保障制度、排除范围、例外规定和具体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构想和完善建议,建议完善民事证据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制度,明确应受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检察机关提供了新的办案依据,如何准确理解并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本文拟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适用等方面探讨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所带来的新挑战。     

“特意排除”规则:限制等同原则适用的一种新规则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将专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权利要求的字面含义之外,但如果专利申请人对其保护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将其他变换技术方案特意排除在权利要求的范围之外,则不能将变换技术认定为等同技术.这一规则就是“特意排除”规则.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都通过判决确立了“特意排除”规则. “特意排除”规则兼顾了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我国应明确确立“特意排除”规则,作为限制等同原则适用的一种情形.     

观往知来：美国第四修正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饱受争议的排除规则,曾经历过从严格适用到不断受限的发展过程,赫灵案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该规则的基础。在未来,对该规则进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一种主流趋势,其例外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张,而该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也将被进一步缩小。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民事诉讼

自最高人民法院(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始,以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标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起来。然而,实务中对该规则一直有所误解,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点,学术界也鲜有专门文章讨论,以致产生套用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维与实践。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该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法理依据;二是民事诉讼中私自收集的证据“合法”的立法与司法空间;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应该有哪些例外与修正。     

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对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从在美国建立以来逐渐被很多国家所引用，随着世界范围内有关于保障人权意识的增强各国相继确立并不断的发展了此规则。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所适用此规则的范围也不同，本文从英美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发，通过分析两国的不同历史背景来更好的认识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的例外规则:以法国法为参照

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最初由司法解释所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引发普遍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试图对此进行矫正,确立了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及"共债共签"的规则等。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后者整体纳入其中。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司法适用过程中,应防止过度强调债权人保护、扩大连带责任适用的倾向。为此,可借鉴法国法的相关经验,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核心,将夫妻共同债务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债务,而排除对外担保、大额举债或投资行为等引发的经营性债务。另外,还应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确立财产混同的处理规则、恶意情形排除适用规则等,确保相关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与排除结果——基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省思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排除后果,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细化规定。但是,相关规定仍存四项不足:第一,排除物证、书证的条件存在逻辑错误。第二,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狭窄。第三,遗漏确立"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第四,已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存在"借尸还魂"的可能。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调整排除非法物证、书证的行为条件、救济条件和结果条件的顺序。其次,将非法证据的范围扩大至全部证据种类。再次,"毒树之果"原则上不应当作为定案根据。最后,审判阶段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应当允许被重新调取。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完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其实质上是一种司法审查程序。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使得规定更加明确、细化。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裁判的独立性、诉讼的效率、科学性等。本文通过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一些建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初探——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的逐步发展,对于证据的研究,特别是证据规则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都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在众多的证据规则中尤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修正,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并对启动非法证据评议的申请人、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等进行了规定,这是我国关于证据认定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制裁性条款缺乏、可操作的程序保障不足、法官权力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本文拟以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之路做初浅的探索.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正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通过对西部某省法院系统五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2013年1至8月份的非法证据排除情况进行的实证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调研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方面有一些成功经验,主要包括:第一,将证据合法性争议解决在庭前;第二,通过做被告人工作的方式解决了部分证据合法性争议;第三,通过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排除部分非法证据。但是,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还存在很多不足:第一,部     

伪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可以说是对伪证行为的有力打击,但细究关于该罪名的立法,在适用领域、主体范围、追诉程序及证明规则的规定上仍欠科学性.笔者主张,在对<刑法>修改时应扩大伪证罪的适用领域,将被害人、单位纳入伪证罪的主体范围,并删除记录人;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完善、确立对该罪的追诉程序和证明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在诸多方面细化和完善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包括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范围、程序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证明等。正确理解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内容,才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证分析

正2012年《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较为完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系统了解排除规则的实践状况,归纳、总结规则在落实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以便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破解难题,提升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我们采用文献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2013年度贯彻落实排除规则的情况进行了实证调研。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调查情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在诉讼流程上体现为非     

谈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理解与适用——以修正《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2010年7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意味着中国刑事法律正式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笔者认为,对我国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个认识和理解过程,其适用应该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以更加完善的排除程序确保该规则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一、正确认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我国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并非广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