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下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空前活跃 ,各种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 ,这些文学史著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但我们还应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缺乏个性化、学者化的主体性探索 ,它受一种教科书体系的共同的约束 ,这反映了文学史写作思维模式的僵化。要摆脱这种思维定势 ,必须更新文学史观 ,在全球文化宏大的视野下书写文学史。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

现代通俗文学有一条系统的发展线索,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现代通俗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现代通俗文学展示着特有的“现代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具有能够容纳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史观、史识、史实。     

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

伪满洲国文学进入文学史,不是因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而是缘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学史将会重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框架,从而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其能够提供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范例。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长远的学科建设具有意义。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论文学史的遮蔽机制

文学史的撰写存在着一种遮蔽现象。要全面认识文学史,就必须分析这种遮蔽机制,而这一机制涉及文学史的容量、信息量;也涉及文学史书写者自身的素养,诸如文学理论观念之文学观、文学史观,撰写时的叙事同一性特征;还涉及外界的隐含的限制因素,如伦理、意识形态等。     

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

近20年来,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观念调整,推动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和文学史的重写,在现代文学研究开放性、世界性的视域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从思潮类型的细分和过度性阐释对文学史整体的遮蔽,重外来文学思潮轻传统文学精神的偏失,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特殊性的怠慢,说明我们应该正视文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其系统中寻求文学思潮的知识谱系才是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旨归。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价值观及其超越

形成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概念,不仅是对一段文学史的命名,而且是对一套特定的文学价值观的概括性表述.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但改变了这段文学史的原有框架,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这种价值观的冲击和超越.这里所做的,首先是对一种已然发生的文学史事态的描述,但其最终目标,却不独从较深层次上揭示中国文学的当下状况,而更在通过这种揭示对它的未来发展做出尽可能前瞻的理解.     

多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历史特征

在试图还原一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估中，应该把发生在现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去审视、研究。这是因为现代文学具有多元化的历史特征：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促使少数民族产生并发展了成熟的现代作家文学；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又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影响和丰富了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以1912—1949年文学史为例

当下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文学史观内存的缺点外扬出一些裂痕,其中之一在于放逐了＂民国文学史＂,破坏了中国文学史体系完美性。造成此类局面的原因一是学人遮蔽了＂民国文学史＂在时空上的绝对性,二是丢失传统的名实观,残酷贬谪＂民国文学史＂。笔者在此纠昔日观点之偏误,并从语言学角度论证＂民国文学史＂建树的正确性。     

视角更新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访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

周：目前，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知您对此持什么样的观点？陈：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界定中国文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分期，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接受１８４０年，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这三个坐标，如果从民族解放的角度看，未尝不可以。但从文学发展的实际看，很值得我们怀疑。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在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新组合以后开始的，这里所指的现代文学，是指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之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走出“双城记”——“地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

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共有13部,这些文学史表现出以启蒙和教育为宗旨的总体特征.它们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与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周作人编写的两部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近代欧洲文学史》均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两部文学史既体现出民国时期典型的文学史观,也渗透了周作人独特的文学批评理念；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并讨论,体现了编者宏大的叙事观念,在比较文学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实践与思考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贵州是最早、深度、一直参与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建设和发展的省份之一，其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相对较发达和丰富，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现有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多或少地在分期断代、资料搜集、编纂视野、阐释深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未来，我们可全面、系统、深入地继续编写贵州各民族的族别文学史，在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编成《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并应与时俱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总的编纂视野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重写，彰显新时代视野与新的理论维度。     

中国文学史分期及命名问题——以1912年—1949年文学为例

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这一时区的中国文学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文学＂等,对其予以纵深挖掘,前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存在各种缺陷,从文学史分期的宏观把握并结合命名学原理,用中华民国时期文学史（简称为＂民国文学史＂）来命名1912—1949年文学有其合理性和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

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罗列文学变化的历史过程,而是要在文学变化的过程中寻求变化的依据、意义、影响等问题,那么这种寻求就需要在文学史涉及的若干方面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是在这种关系中建立文学史的叙史框架。本文从文学的经典化机制、文体的演变关系、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目标、文学标准的变化状况,以及文学史在叙史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学视点和文化视点的矛盾这样几个方面,探讨了文学史研究中体现的几种对话关系。这种论述不是对于文学史包含的对话关系的完全穷举,实际上可以在许多不同方面建立多种角度和意义的对话关系,那么,这里的论述目的就是解剖文学史对话关系的实质内容。通过这种解剖,我们可以对文学史有更为充分的体认,对于实际的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评析及趋势预判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我国网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部分。在网络创作日益繁盛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范式及风格也表现出自身特点,如文体式样相对集中、母语创作比较活跃以及地域色彩明显等。从当代文学史建构层面而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现丰富了现有文学版块、修正传统文学体制、并逐渐建立起新型的文学秩序。展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未来,大数据技术、多民族文学史观、全球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内环境以及针对少数民族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将重塑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格局。     

浪漫主义与60年代台湾文学思潮

在已有的各种台湾文学史叙述中 ,浪漫主义的缺席引起一些敏感的学者的思考 ,或分析其原因或搜索其踪迹。本文认为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 ,台湾学院派文学对浪漫主义的看法有明显的改变 :从驱逐浪漫到浪漫的回归。在 6 0年代台湾文学场域里 ,《现代文学》杂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具有青年次文化运动的特征 ,必然表现出一种青年知识群体特有的浪漫心性 ,一种冲破时代压抑的生命激情。因此 ,台湾现代主义思潮隐含着浪漫主义的精神维度。     

阵痛与困惑——论中国新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

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文学史家将中国新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种划分法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新文学由"现代"向"当代"的转变,既引起了作家队伍的分化,又使新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创作手法、思想价值发生了转变。然而,依靠政治力量而促成的这种转变,使得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存在诸多的矛盾与悖论。同时,这种转变看似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区分开来了,但实际上二者在文学自身的逻辑结构、精神传承上仍存在血肉般的联系,这值得新文学史研究者反思。     

同一个民族 共同的命运 共同的斗争──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

80年代以后,台湾刮起一股民族分离运动的邪风,主张有一个异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以台湾为独自的共同体而有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主张有别于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从而在文学问题上,他们主张有别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台湾独自的文学。在台湾现代文学史问题上,他们否认中国现代文学对台湾现代文学的深刻联系,当然,他们也急于否认”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台湾现代文学的深远密切的联系。然而,意识形态和政治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真实。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发生在时序仅仅相差三四年的、殖民…     

历史的重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充分映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和心路历程。现代文学从“五四”起点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终点，始终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思想的发展相吻合，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考察因素。因而，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史，知识分子思想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史。它的发展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和革命紧密联系，完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从传统的有序到近代的无序到现代的新的有序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