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 ,欧共体共同对外经济政策和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强化 ,欧洲联盟 (欧共体 )日益以“民事力量”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 ,欧盟通过了一系列条约修订案和决议 ,决心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逐步建设欧盟的自主防务能力。但是 ,欧盟这个“民事力量”的军事化尚不意味着欧盟国际身份的根本转型。在一定程度上 ,军事化是对冷战时期欧盟能力缺陷的一个填补 ,从而帮助其更加有效地实现作为“民事力量”的使命。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欧美对外政策的差异

作者从伊朗核危机、缅甸问题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欧美外交政策的巨大差异。文章强调,欧盟是随时准备将制裁转变为合作的“软强权”,而美国则是以施加压力作为其主导战略的“硬军事强权”。同时,对于欧盟来说,大棒与胡萝卜常常以一种较为平衡的方式使用;而在美国政策中,惩罚和强硬姿态是常态。     

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为例

冷战后,欧盟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冲突干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注重多边合作、谋求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多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小国主导比例较高;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与战后重建,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模式,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干预行动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欧盟干预行动的主要不足包括:各国立场不同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欧盟和成员国的民事干预相关机构彼此协调不足,影响了行动效率,参与民事干预行动的人员不足,影响了行动效果。上述特征也多存在于欧洲对非洲的干预行动中。     

欧洲对外政策理念溯源与变迁

围绕目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论争,构成了欧洲对外政策理念发展的历史维度。马基雅维利用目的圣化手段,消除了价值与道德对国家对外决策行为的干扰;但丁、黑格尔规划世界的对外政策理念追求价值合理性,其出发点是对西方理性的信仰;康德反对强权外交,尝试建立一种纯粹以道德为规范力量的对外政策理念。战后欧洲的对外政策理念经历了从目的论行动模式向规范型行动模式的转变。目的论行动模式注重目的工具合理性,通过借助经济杠杆和军事力量的威慑与干预,谋求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利益。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的对外政策理念逐步转向规范型行动模式,追求价值合理性,注重标准和价值的传播。     

波兰加入欧盟的困难与前景

波兰制度转轨后,对外政策追求“回归欧洲”,最主要的目标是参加北约和欧盟。波兰1999年3月12日同捷克、匈牙利一起加入北约后,加入欧盟便成了开足马力进行的工作。 一、“回归欧洲”口号下要求入盟 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波兰在“回归欧洲”的口号下要求参加欧盟。事实上,波兰虽在制度剧变前已同欧共体建立了合作关系,     

欧盟对外能源政策:关系结构与发展工具

欧盟的能源议题,如能源政策一体化、内部能源市场、能源安全以及能源外交等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但有关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本文尝试通过剖析欧盟的对外能源关系考察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实施。本文认为,欧盟通过外交建立了一个外部能源关系动态的"三层结构",并将其对外能源政策纳入发展援助以及投资合作政策之中。欧盟通过与第三国签订的双边协议或"行动计划",将资金投入到能源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项目上。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能源项目的投资正成为欧盟实现对外能源政策的主要手段。但是,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发展也受到内部能源市场改革、制度设计以及第三国的偏好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     

德国简讯一组

施罗德提出欧盟在和平政策上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施罗德总理要求欧盟在国际和平政策上起到一个中心的作用。 11月 16日 ,施罗德在波鸿的社民党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说 ,扩大以后的欧盟必须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一致对外 ,欧盟必须清楚地表示战争仅仅是最后的手段。他保证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将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他认为中东和近东的整个和平进程关系到德国和欧洲的基本利益。虽然当时德国拒绝了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要求 ,但目前在伊拉克受到威胁的美军士兵“需要我们的团结合作”。 (俞宙明摘译自www .welt.de 2 0 0 31116 )…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是规范相互传递的过程。德国在积极引导欧盟制度建设的同时,展现其作为"欧洲的德国"的一面。德国的民事角色、经贸合作角色塑造了欧盟角色的一个方面,其规范与欧盟的发展需求相吻合,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保障为德国规范的传递提供了有效管道,因此,欧盟中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和平、阿以和解、促进与中东的正常经贸交流等形式;欧盟积极促进民主人权价值观外交,并出现了向军事力量适度变形的迹象和实践,在欧盟内部长期被熏陶的德国主动接受并逐渐内化了这些规范,其中东政策表现出明确但又适度的维护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倾向,以及通过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突破来实现德国军事思想转型的迹象。     

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

国家构建是欧盟对波黑实施的一项重要重建任务。欧盟通过规范性和技术性影响来改造波黑的弱国家性,力争消除实体和种族的对立状况,为波黑塑造一个完全功能性国家打下基础。通过欧盟在波黑的实践,笔者认为欧盟国家构建的方式是强调规范性影响为主,技术性影响为辅,通过动员多种国家构建工具和手段来塑造欧盟民事强权形象。     

从欧盟的“特性”透视欧盟多语政策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令世人瞩目,人们纷纷探讨其成功的原因,旨在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欧盟多语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在当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表达,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部分。多语政策已成为欧盟一个专门的政策领域。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欧盟的超国家色彩日益明显,但欧盟毕竟不是主权国家,而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超国家组织。欧盟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多语政策的特殊重要意义,即:多语政策是保护"联盟的基因密码"的需要,是构建欧洲文化认同的重要条件,是欧盟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治理工具"。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政策网络与欧盟对外决策分析

欧盟多层治理体系下的对外决策具有独特性和局限性,需要发挥网络组织的灵活机制和资源配置能力,帮助克服欧盟正规决策程序中的复杂性和等级制,提高欧盟对外决策的利益协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政策网络理论在分析利益协调、理解网络结构、推动合作过程以及发展决策体系内公、私行为体协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本文将欧盟对外政策研究与政策网络方法相结合,目的在于检验政策网络方法在分析政策网络结构影响欧洲对外决策方面的作用。     

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

本文将欧洲的气候与能源政策以及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予以解读。首先介绍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继而指出当前的问题,尤其是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出现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指出欧盟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作用式微,而且仅有少量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欧盟还能像21世纪头10年那样决定国际气候政策。第四部分介绍德国能源转向政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次优机制进行阐述。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气候与能源政策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探讨本文所呈现的视角的其他相关问题。     

“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现实或“欧托邦”?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英国学者曼纳斯2000年提出的规范性力量欧洲①进行了全面考察。文章认为,作为欧盟对外政策特性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规范性力量欧洲为认识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究竟是怎样一支力量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新视角,这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规范性力量欧洲所体现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自由建构主义,由于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它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或是一种确切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可资参照的欧托邦。为了缩小理论上的期望-能力差距,从现实建构主义而非自由建构主义出发或许有助于克服规范性力量欧洲过于理想化的不足。     

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

中东欧国家深度依赖欧盟市场和资金并高度认同欧盟规范和规则,其对外政策选择已深刻嵌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欧盟通过其经济影响力、制度规范力和软性趋同压力对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施加影响。此外,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观念认同也是影响各国决策的现实因素。文章结合当前中国-中东欧合作的现状,指出了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合作的主要关切并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德国在北约东扩后将采取的安全政策

北约东扩后，德国的安全政策可以概括为“拖住美国，团结法国，争取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为了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霸主地位，德国想以“欧洲防御一体化”的名义，将西欧联盟发展成驾驭政治军事危机的工具，并最终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     

英国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的前景

正英国脱欧公投开创了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成员国退出联盟的先例,英国与欧盟将被迫开启成员国退出后维持与联盟政治、经济、社会联系的“多速欧洲”新模式,这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多重危机下的欧盟“多速欧洲”辩论“多速欧洲”,也称“双速欧洲”,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为克服成员国利益和偏好的差异,允许部分国家选择性参加一体化的特定进程,或由核心国家先行在某一领域启动深化一体化的政策、待条件成熟时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政策模式。近年来,     

入盟三年后的波兰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加入欧盟三年后的波兰政坛明显向右转,亲美、疑欧、压俄的外交政策新变化及波兰在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使共同外交政策受到影响:一方面欧美关系一定程度上深化,另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也将受到美国因素更多的影响;欧盟的"东方政策"受到干扰,使欧盟在对俄共同外交政策上充满变数。欧盟共同外交政策本质上仍是政府间主义,对外政策一体化由于此特性而发展缓慢。与此同时,近期波兰因在欧洲的"边缘化"作为所带来的孤立局面也正在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未来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两端间的摇摆方向将会更多趋向超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