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还是其他

设置什么样的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不少学者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提出批评 ,并提出应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于是 ,在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间爆发了激烈论战。笔者认为 ,法律真实说根本就不是证明标准 ,而是对达到证明标准后所认定事实的性质的刻画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刑事判决证明标准之争

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争,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在理论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差异中又存在着一致,两者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因此,我们应在坚持客观真实说的同时,批判地吸收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优点,从而满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双重要求,既体现对法律程序的尊重,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标。     

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理论之评析

学界有关实事求是证据制度讨论的争点可概括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对案件事实的"再现"提出了绝对化的要求,导致了追求客观真实与实现其他诉讼价值之间的冲突."法律真实说"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面理解出发,承认诉讼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和认识时空范围的有限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证据制度中的真实反映.尊重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证据的证明价值有多大就认定多大,既不夸大证据的证明力,也不缩小证据的证明力.     

程序正义观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文章认为 ,学术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各种观点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法律真实说与客观真实说。但是 ,两种观点在批判对方的时候都对对方观点的理解存在误解 ,实际上无论是法律真实说还是客观真实说都包含着对程序正义的尊重 ,也包含着对实体真实的追求 ,选择哪一种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在我国采用法律真实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这样的证明标准理论所产生的具体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所以 ,立法应当采用法律真实说作为其指导理论 ,并规定排它性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中美刑事证明标准比较研究 --兼谈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建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美国宪法和刑事实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的表述,中美在证明标准上差异较大,中国学界在刑事证明标准上就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形成了三种观点.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旧瓶与新酒——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经济分析

有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试图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起源人手,来探讨支撑这两个理论的背后的条件,并据此揭示出“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出现,其背后都是有特定的条件支撑的,在条件变化了的情况下,人们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在本质上都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鉴于三大诉讼法的性质和功能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故此,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刑事诉讼的范围.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可分为"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明"等三种.     

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统一的再认识

我国证据法强调诉讼过程中的客观真实应与法律真实相统一,但随着人们对客观真实原则的质疑,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统一也成为司法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司法实践中的冲突进行分析,提出了证据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统一的观点,以期与同仁进行探讨。     

环境权理论的新视角

本文剖析了环境权的理论概念及其在法律上的应用、环境权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现实意义,并指出环境权理论是人权理论的延伸与扩展,具有本源上的局限性。     

财政领域依法理财探析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而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以分析依法理财的概念为切入点,寻求依法理财的准确含义,有助于明确依法理财与法治财政的关系.从理论、法律和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依法理财的基本依据,并借鉴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理论,对依法理财的构成要素从主体、客体和内容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运用依法理财的基本原理解决财政领域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下）①--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社会学法学理论与刑事侦查的契合(上)——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

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学法学,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专门化力量,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讲求法律的实际效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然状态,与当代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实践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刑事侦查的现实情况,从法律运作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时明了法律技术概念对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刑事侦查的引荐意义。     

论死缓制度的法律适用

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是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是我国关于人权保护在刑法上的体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允许我国废除死刑。死缓制度的确立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死刑的适用率,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同。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在社会上既起到威慑作用,又有利于保护人权,是符合我国法制要求的制度。为了更好地适用死缓制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死缓的适用标准以及适用的法律后果,保证死缓制度的正确适用。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死缓制度的适用作出论证,希望可以为完善死缓制度,为其在现实中的适用起到提示作用。     

论公司法修订的指导思想

现行公司法具有时代局限性,既没有体现出世界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又无法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其全面修订已势在必行。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应坚持下列指导思想:确立修改公司法的多元理论进路;《公司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兼顾;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的并轨;合理把握好公司法的规范结构等等。     

怒江大坝案背后的公益法尝试

怒江开发计划由于我国非营利环保组织发起的一次公益法运动而搁浅。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公益诉讼问题面临着困难并存在着自身局限,应当通过积极的民众参与及民间组织的相关实践加以补充,以促成制度与社会的变迁。     

危害行为理论及其体系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危害行为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根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危害行为在刑法理论中的体系地位不当,导致了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和司法实践的困惑,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完善、刑事法治的实现尚有抵牾之处。鉴此,从危害行为理论的反思、危害行为体系性地位的辩驳以及司法实践的困惑等方面对我国的危害行为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同时把危害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前作为刑法中的行为进行评价,无疑会有助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论我国法律移植“土壤”的培植

法律移植在我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缺少对于法律精神层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导致法律难以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法律移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实行新的法律的环境,一种有效的资源——法律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