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与清末宪政模式之选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凸显君权主义,后者以保障人权为诉求.西方宪政文化的输人及其对清末立宪的影响,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下被纳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后才发生作用的,因此,其价值含量和基本功能无不受到贬损和扭曲.在中西不同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和互动的形势下形成的清末宪政模式,对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留下了深刻教训.     

从"生民"到"人民"

"生民"具三层含义,即初生之民、生民之道以及为天地所生之民."民"观决定"治"观,对治理对象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治理的不同模式.对"生民"的治理必须合乎生生之道,体现为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民经济"和不同于民本论的"生民论".重提"生民",是为了探讨中国传统政治的多重内涵以及"人民"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人民"再度回到今天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是在革命与文明的关系格局中对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生民论的接续.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浅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新儒学派"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发展的主要思潮之一,它从某个层面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取舍.因此,正确研究与评价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着重要作用.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新儒学派"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对"新儒学派"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中浅析"新儒学派".     

政治儒学与民主

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尽管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徐复观所宣扬的以及1958年《宣言》所体现的政治儒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并回荡在我们心中。蒋庆和康晓光提出的将儒学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建议,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之道。     

中国近代宪政文化概述

宪政是宪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宪政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程序。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宪政的理论与实践依照简单的理性逻辑,不断向西方借鉴,缓慢发展。在富国强兵的理想和救亡图存压力下,近代中国对宪政价值与宪政文化理解出现了偏错,使得中国近代宪政之路荆棘丛生、曲折坎坷,且这种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的宪法实践至今。厘清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为何陷入困境,糅合中方传统政治模式与西方宪政文化,最终达到宪政文明。     

“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浅析

法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宪政则是在法治社会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是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家宪政"这一宪政建设的新思路。儒学和宪政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协调统一的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呢?本文试对"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分析。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形式的思考

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主流的西方比较法文献中,西方法是正统,中国法只处于边缘地位。法律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具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特征,这同中国的“治水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西方有关中国法的观点以及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法律的地位和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不应把中国法与西方法绝对对立起来,西方和中国在处理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应对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问题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是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

考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独立存在,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走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走出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两个阶段,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变迁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幕后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律意识形态并没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观念体系".     

政体演化的历史类型——一种理想类型方法论的视角

政体演化的理想类型与法的现象历史演进模式密切关联。划分政体的历史类型的标准是政体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人类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集权政体、分权政体和整合型政体三种理想政体类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集权政体类型;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分权政体,而整合政体则表现为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体、古罗马共和政体以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政体。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我国行政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奖励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成为我国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实现政府职能任务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奖励从立法到执行都存在着种种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用危机及其治理研究

我国社会信用危机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化密切相关,深深打上了转型期的烙印.信用危机的产生是经济基础发生潜在变化乃至政治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实质上是市场信用不足的反映.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通过宪政改革,以法律权威取代政治权威是信用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对权威的服从转变为对规则的自觉遵从,并进而建立起规则信用体系,是中国信用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试论人大制度作用在法律文本与政治现实上的不对称

政治文明的精髓是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重要载体的人大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在法律文本与政治现实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需要通过优化人大工作环境、完善根本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途径,使人大制度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论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政治文明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政治文明是法治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和坚强 支柱;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有力保障;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实现政治法治化。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选择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与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接轨;但我国自主创新比例却相当低,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外知识产权权利人进人中国后封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工具。一国的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价值取向应当与其具体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相适应,反映其“本土性”、“时代性”的特点。作为拥有知识霸权的发达国家,已放松了对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规制,持有利于知识产权人的立场;他们的立场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我国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过程中,当务之急不是去寻求国外的立法技术移植;而是从战略高度确定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取向,即以社会公益为本位,强化反垄断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