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中国与东亚地区安全——以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为视角

鉴于中国和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几种关系模式,如中国中心的等级制,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安全困境",大国协调或共治,地区安全共同体等.上述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结构(结果)决定论的烙印,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提出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的分析范式,即东亚安全是地区复合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过程导向"的根本特征.文章对ARF机制下中国的适应与"学习"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出"过程导向"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重塑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秩序.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中日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及其治理

公共卫生安全是中日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双方通过全球、区域、双边层面的合作路径,在卫生制度建设、技术交流等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对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扩散等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应对与治理。虽然两国还未能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合作主体相对单一,内在动力有待提升,而且双方主要以相互援助为合作内容,对疫情的预警、抗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的联合研制和开发、应对疫情的联防联控机制等尚缺乏实质有效的合作内容,但是双方应秉持"共享安全"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理念,通过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进一步建立战略互信,实现"多元一体"的主体间合作,建立"联防联控"的安全合作机制和疫情信息共享以及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预警机制,在疫苗和防治新冠肺炎的药物研发以及联合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发展等领域建立联合协调机制,并进一步构建"多元一体"的中日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体系。双方应通过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充实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为建构中日公共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区域合作

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扰乱了全球资源配置,加剧了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和东亚产业链发生断裂的风险。在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日韩与东盟等东亚经济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东亚经济体需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动,降低外部因素对东亚合作的干扰;基于各自经济社会利益的内生性需求,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实现互利共赢;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提高互动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为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东亚安全新态势:海洋领土争议与大国权力竞争

<正>近年来,东海和南海主权争议一直是困扰东亚地区安全稳定与合作的重大问题。从表面上看,东亚海洋领土争议升级的原因是有关当事国无法达成妥协而引发的冲突扩大但其背后实质是随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Power shift)现象的突出,东亚大国间权力竞争的不断深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东亚发展区域主义

发展与区域主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发展区域主义作为两者的联结是理解区域主义实践与演进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东亚区域主义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导向特质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以坚持国际机构与国家政府作用、兼容"整体"理念与"渐进"方法,追求灵活务实原则为特征的实践路径。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典型案例,围绕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从亚远经委会与科伦坡计划到亚开行、再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合作不断朝着制度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方向演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这种区域主义最具体和主要的成果,其坚持发展导向、重视国际机构作用、尊重"包容并蓄"与"循序渐进"、协调社会与环境发展以及追求可持续安全的特征是东亚发展区域主义的重要内核。     

局部动荡与大国竞合——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主要特点

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有发生.主要国家战略忧虑增加,军费投入呈上升态势,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性安全问题和挑战增多,再加上大国之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对国际协调的需求也在强化,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础性特点.战略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难以削弱的跨国跨区域联系等因素仍对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际安全空间和领域持续拓展,既诱发新的争夺,也为加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条件.未来可能对国际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直接来源是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热点局势的失控.这些热点问题可能形成难以预料的巨大安全风险.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及其挑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在美国对外安全战略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不断调整其东亚安全战略,力图主导地区安全事务,在东亚扮演霸权国家的角色,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服务.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地缘经济的需求与地缘政治的限制

东亚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同时对区域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或推动、或阻碍地区的发展。通过对东亚/亚太地区四个重要且具有发展前景的组织进行跟踪分析,本文认为,东亚尽管在经济上有较深的融合,但却缺少统一的地缘政治基础,东亚地区合作也因此困难重重。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变迁——从抗御力到安全共同体

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安全治理模式是一个变动的过程。自成立以来,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抗御力治理模式、综合安全治理模式、消极安全治理模式以及安全共同体治理模式的发展阶段。东盟在地区实践中的制度是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制度化程度越高,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效用就越强。这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变迁提供了一种逻辑分析理路。中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包括加强对东盟安全的研究和评估、继续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及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区域公共产品与明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在明代东亚体系中,作为核心国家的中国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向地区供给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区域贸易公共产品和区域文化公共产品,从而保障了区域安全、维护了区域贸易稳定和促进了区域共有文化交流。明代东亚地区公共产品并非始终是一种所谓弱需求与弱供给模式,根据明朝向区域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和水平的不同,明朝的东亚体系分为六个阶段,并因此构成了明代东亚体系内部的体系变迁。其中,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区域公共产品自身性质两个层面构成了决定明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迁的因素。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社会地区主义——东亚从SARS风暴中能学习到什么？

经济地区主义应该与社会地区主义(Social Regionalism)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东亚目前的地区主义只是经济地区主义,缺乏应有的社会性。2003年的SARS危机暴露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缺乏社会合作的弱点。为了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人们必须从SARS风暴中汲取应有的教训。SARS风暴后,东亚地区合作应具有更多的社会负责性,即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地区承诺。东亚应该以预防、抗击SARS上的地区合作为契机,以卫生合作为重点,着手制定地区社会合作战略,开展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合作,为东亚深入一体化——未来地区范围内社会政策的协调,甚至社会资源再分配——创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