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 90 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 21 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证据法的经济学分析

一、证据能力的经济学思考1、从证据法的研究对象上看证据法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证据与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2)证据和证据运用的有关的司法实践;(3)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律和规则。以上不管是哪个研究对象,其中部蕴含着经济的最佳考虑,节约有限的资源,使其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经济价值,这才是证据运用的真正价值所在。     

实践中的证据法——中国证据法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证据制度是本次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体系的一个重要一级指标,我们选取了四项二级指标进行了评估,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并结合中国证据法治指数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事人证据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所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落实,以及司法证明过程缺乏合理规范。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翻供的证据法意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使现有证据制度在证据概念上的伦理尴尬、在证据能力与证据采信上的保守偏信、在证明责任上的有失公正等诸多问题暴露无遗.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有赖于立法上从自白任意性到自由心证等一系列现代证据规则体系的合理构建.     

论英国与美国的证据法比较

证据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种法律中与证据有关的规定和规则的总和.由于证据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内容和特征必然要受国家法律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影响.比较研究是一种常用而且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证据法学研究中,比较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既可以满足我们学习和借鉴外国证据立法和司法的证据的需要,也可以满足我们探索证据制度发展之普遍规律的需要.     

法庭语音证据评价的范式转变及其进路

法庭科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证据评价的范式转变。长期以来，法庭科学不断面临着“科学性”的质疑、挑战和信任危机。为了更好地满足法庭对证据技术的“科学性”要求，提高其准确性、可靠性、客观性和透明性，国际上提出了效仿DNA分型检验，“以实证为基础、基于数据方法进行概率评估，并通过错误率估算表明其局限性”的证据评价新范式。法庭语音证据技术作为法庭科学的分支之一，也同样面临范式转变这一历史选择。首先，从语音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出发，分析传统语音证据评价范式的主要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其次，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论证语音证据评价范式转变的发生逻辑。再次，从逻辑框架、技术方法和验证方法三个方面阐述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核心要素和技术流程。最后，结合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国内外发展现状，提出我国语音证据评价新范式的发展路径。     

传媒研究的四重语境:一个本土化的视角

传媒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范式不能对社会中动态的、冲突的部分给以把握,也不能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的传媒的相关问题作出解释。应将传媒处身的“语境”视为一种问题视野,在其中对传媒现实给以观察与解释,并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政治经济现实和传媒生存状况等多个维度出发,重视当前传媒研究的四重语境,即前现代的社会阶段、后现代的话语氛围与消费主义思潮、传媒的受控与工具性质、传媒的商业化倾向。     

文体学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研究

之所以建构一个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理论的文体学框架,是为了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新的阐释.这一框架主要包括文体与文体学符码的理解,报告文学的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模式、文化语境、文体的制作与传播等层面.阐释的意义在于,突破社会-历史批评定于一尊的传统研究格局,通过形式批评和价值批评的有机整合,显示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的新维度.     

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及特质

传统金石学研究多将金石视作整体。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却分属于不同学科，以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关注金文，历史学研究侧重于墓志，社会史学者偏向于碑刻。这种剖裂式研究使中国法制“镂之金石”的传承特色难以彰显。本文旨在以金石学的视角，对比金石法律文献研究之优长，考察“铭金”与“刻石”法律纪事的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的“礼制”和“公政”的特质，并以此展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别样风景。     

试析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方法问题——兼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与改革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以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作为挖掘与整合的主要框架,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停留在外在逻辑水平。另一种是潘菽教授言传身行的科学性原则。潘菽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应该检验其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是否有助于破解当代心理学的问题与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中国心理学史的改革必须坚持潘菽教授的科学性原则,以开放的学科视角,兼容科学与人文范式,并蓄各种研究方法,才能发展出体现中国文化内在逻辑原则的心理学体系。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美国法庭科学证据的应用与发展

＂法庭科学＂萌芽于古代中国,兴盛于近现代西方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具备完整科学体系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庭科学学科。法庭科学证据的应用与发展显然与法庭科学的发展与应用密切相关,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美国司法制度中关于法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可信度、可采性的分立质疑对法庭科学本身的发展无疑起到鞭策与促进作用。美国法庭科学证据的司法制度以及常用的一些传统与高技术法庭科学证据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理解法庭科学证据标准,对我国法庭科学及其证据的研究与应用有所启迪。     

From Programmatic Reform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and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Disciplinary Encounters

This article uses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NTA), the leading twentieth‐century organization of tax professionals, to strengthen our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ary encounter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on existing sociolegal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NTA embodied tax law's ambivalent historical interaction with public economic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07, the NTA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from an eclectic and catholic organization of tax professionals with a high public profile to an insular, scholarly association of mainly academic public finance economists. Using a mix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historical evidence, we conte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TA's mission and outpu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ax knowledge, and by the dominant role that public economics has played in shaping that knowledge. This increasing specialization allowed the NTA to secure its position as a bastion of scholarly tax research. But that achievement came at a cost to the organization's broader civic mission. This article is thu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how two competing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tax law and public economics—have interacted within a particular organizational field, namely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ax law and policy.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s of Ukrainian Cossack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social historians of the Cossack Hetmanate (Cossacks' autonomous territory situated on the Left Bank of the Dnieper River) is a poor knowledge of population issues. This article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households in eighteenth-century Ukraine. Unlike the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where activ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tarted in the 1960s, contemporary Ukrainian historiography includes only a few studies dedicated to these issues. Recently renewed interest in population issues is due to the widening scop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o chang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that start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Ukrainia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s thus in its infancy and reconsidering these aspects is crucial for a global scholarship.     

碰撞、误解与反思——读《An Underground Education》和《接触与碰撞》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在这两种文明相碰撞的过程中，由于发展向路、文化内核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的错位，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解，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腐朽的，而西方的东西则都是进步的。通过对理查德·扎克斯的《AnUnderground Education》和田涛等的《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两本书进行分析，以中西法律文化文切入点，反射出这种误解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