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文书的“事”、“理”、“情”

案件事实、法律理由、秉公执法就是司法文书的“事”、“理”、“情”。     

论司法文书的“事”、“理”、“情”

案件事实、法律理由、秉公执法就是司法文书的“事”、“理”、“情”。     

日本国家司法考试简介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进行了全面的司法改革。1947年。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49年又颁行了《律师法》和《国家司法考试法》。根据新宪法的精神以及上述法律的规定,日本的律师组织——日本律师协会联盟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组织,并允许律师有资格担任法官。为使律师、法官、检察官(又称“法曹三者”)处于同等地位并取得统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裁判文书伦理化的保留与倡导

“法官后语”是附加于裁判文书规范化格式后的一段针对当事人的偏重道德感化、伦理教育或者个案启示的简短文字，它代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道德评判或者法律方面的意见，是对裁判理由和结果的补充说明，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后语”带有极强的道德教化和伦理色彩，实为对传统裁判文书规范形式的一种伦理化突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官后语”自1996年首次在司法裁判中使用后一直争议不断。     

裁判文书质量的制约因素及提升路径——以审判主体为视角的分析

裁判文书的质量高低实际上反映的是法官职业素养的差异。目前,我国法官职业素养整体欠缺,法律信仰和法律良知方面有较大差距,加之受到重实体轻程序、重司法秘密轻司法公开等错误司法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制约了裁判文书质量的提升。应该从司法观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三个方面着手增强审判主体的力量,这是裁判文书质量提升的关键。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律师与法官关系的重构

律师与法官是一个国家司法的中坚力量,如何构建我国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笔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律师与法官关系的重构措施:认为应当加强律师与法官的自律;实现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合理"隔离";建立律师和法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完善律师与法官的监督与制约程序;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论我国“双重独立”司法体制的建构———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法官独立审判

司法权独立行使和法官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义,是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在强调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同时,也无须讳言法官的独立审判.法院和法官的“双重独立”,能有效解决司法权运行中的“行政化”,有效促进司法公正和落实司法责任并推进司法工作的职业化发展.而“双重独立”的实现,则有赖于从宪法、法律和体制、制度层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法律论证方法指引下的司法判决文书改进

司法判决书,可以说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结果体现.目前的司法文书存在着法律论证不足与语用规范缺失的问题.司法判决文书关联着当事人、司法系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对社会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必须对现存的司法判决文书进行改进.在法律论证方法——逻辑、修辞、商谈的指引下,在法官执业规范而非法律层面上确立逻辑论证的责任;规范语用规范...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以刑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推动刑法的公众认同

在网络上将裁判文书公之于众,可以增强公众的“司法感知度”,为公众通过司法判例获知法律信息提供制度保障.就刑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而言,裁判文书中刑法信息的“易认知性”优势能够借助于信息网络的传播特点得以充分发挥,有助于促进刑法信息的公众传播.提倡刑法传播的价值在于跳出传统的刑法威慑主义语境,在促进刑法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基础上增强公众对刑法规范及其实施效果的感知及认可,能够培养公众对刑法规范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有助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目标之实现.     

裁判文书公开与审判权威维系的多维解读

裁判文书作为阐释法律精神、宣示裁判结果和彰显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是法官履行审判职权和司法程序运作的最终结果.随着法治国家的日渐深入,裁判文书已不仅仅被视为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布裁判结论的书面文件,其还被视为诉讼民主、程序正当、司法公正的一面“镜子”.当前,公开裁判文书的要求正逐步落实,一些“带病出门”的裁判文书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其公信力面临新的挑战.裁判文书公信力的高低,是考量审判权威的重要价值尺度.因而,提高裁判文书公信力,让裁判文书公开成为审判权威的助推因素和维系力量成为当前审判领域的新课题.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条件

司法,是指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后盾,以国家名义运用法律于案件的专门活动,它的裁决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司法公正,就是通过司法机关全面实施法律的各种活动,使司法领域内绝大多数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全面实现,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和长久幸福无害.公正是司法自身追求的理想价值,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本质所决定的,是雏护法律尊严的内在要求.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与否,是评价这个国家是否民主、有序、健康、文明的基本标志.能否实现司法公正要保证以下三个条件:司法独立;程序公正;法官的修养.     

司法文书教学中的逆向思维

司法文书是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 ,将逆向思维引入到司法文书教学中 ,就是打破“概念———格式———写法”的传统模式 ,从法律出发 ,从材料出发 ,结合法律运行的流程讲授文书 ,使学生掌握司法文书 ,适应司法实践。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论军事法官的司法行为

军事法官的司法行为是军事审判人员在军事司法活动中受一定的思想支配,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军事法规所实施的能够引起现实的军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活动。其行为除具有一般军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主体的特殊性、意志的双重性、活动的职务性和规范的法律性等特点。它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构成。当前军事法官司法行为受司法体制、激励机制、人员编制及信息化建设等多方因素影响,而呈现出相应的不足。因此,有必要调整这些内在与外在影响因素,使军事法官的司法活动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司法改革语境下司法辅助事务管理模式的构建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矛盾频发刺激民众对司法的巨大需求.虽然国家加大司法投入,增加司法供给,但法院仍面临“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现状.就上海法院而言,2013年全年上海法院共受理案件48.6万件,法官人均办案为全国2.25倍.在司法资源稀缺与诉讼爆炸强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增加法官的数量看似为可行之策,但域外多国的实证经验均表明,此举并非根本之道,况且盲目地扩张法官人数也不切实际.相反,法院审判管理对此发挥更为显著的意义,其中审判辅助事务管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官驱逐律师制度刍议

法官握有诉讼指挥权和法庭警察权,在维护庭审秩序、推进审判流程、监督诉讼行为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但须遵循谦抑原则、目的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我国法官因为驱逐律师过于频繁而饱受非议,其中既有法官和律师自身的原因,法律的不完善和法治的不成熟亦责无旁贷。在强调司法权威的同时,还应努力创建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密切合作的工作关系,合理重构法官驱逐律师制度。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