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

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对清代司法档案信崇有加,部分学者甚至对司法档案进行形式主义的表层解读。事实上,司法档案当中存在制作乃至虚构的成分。以清代同治十三年广东罗定州发生的"梁宽杀妻案"为例,通过对照分析以广东巡抚张兆栋和刑部尚书崇实名义所作的一份刑科题本与本案初审官员杜凤治所写的相关日记,可以发现,与日记相比,刑科题本中存在比较明显的虚构。这一发现,旨在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研究司法档案时,必须保持应有的批判态度,留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制作或虚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公正的呼唤——从“余祥林杀妻案”说起

“余祥林杀妻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不满，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再度成为刑法学界的一致呼声。本文从程序公正优先问题谈起，并就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国法律规定之不足，谈一下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设想。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比较"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并提出对其完善的几点建议。     

黄金谜案

13年中,围绕着被警方扣押的黄金,于润龙前后两次被捕,两次被判有罪,又两次被二审判无罪,他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润龙是否有罪,他的黄金又去了哪里?扣押即使过了13年,至今回忆起案发时的情景,于润龙仍然不寒而栗。2002年9月21日,在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外的一条公路上,于润龙被警察堵截,连人带车被押回了吉     

由辛普森和米兰达案所想

辛普森杀妻案．因为警察取证时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而越墙入室收查证据)．导致尽管所有证据都证明辛普森有罪．但是法官仍以所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为由，宣布辛普森无罪。从而确立了美国司法制度的“毒树之果”原则。     

河北“佘祥林”之命运：“张新亮杀妻案”辩护纪实

这是一起“河北版”的“佘祥林杀妻案”;幸运的是这位“佘祥林”由死刑改无期,又从无期获无罪,从而被媒体推为“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典范”和“标本”。这是一起从始至终都受到媒体关注的案件,所不同的是,这一“始”一“终”的报道内容却大相径庭,结果迥异。     

从乌特罗案看法国预审法官制度改革

2011年,一部名为《推定有罪》的法国电影上映了,其素材就是在法国轰动一时且被称为"司法系统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乌特罗案。该案从2001年2月22日预审法官开始审查到2004年5月4日一审、2005年11月7日二审直到2005年12月1日最终结案,历时近5年时间。乌特罗案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推动了法国预审法官制度的改革。一、乌特罗案始末乌特罗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加来海峡     

未经定罪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内涵俄据及程序研究

未经定罪涉案财产的没收程序,是一种剥夺公民财产权严厉程序。这一程序也引起了人们的些许质疑,无法认定有罪何以确定赃款？但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如果证实确实有罪,却被置之不理等于是对犯罪行为放任,因此未经定罪涉案财产的没收程序是十分必要的,该程序既是司法实践的大势所趋,本身也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论当前刑事有罪证明标准

我国理论界对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探讨由来已久,从客观真实说到法律真实说,从内心确信到排除合理怀疑。司法实践关于刑事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则更加体现了英美法系的特点。应协调好"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传统"证据确实、充分"的关系,结合我国证明模式特点,充分发挥"排除合理怀疑"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与之有关的其他证明机制。     

正当防卫司法适用的困境探析——从一宗致不法侵害人倒地“猝死”案的定性之争切入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法官倾向于以一种较为苛刻的态度来看待正当防卫行为.司法者之所以背离立法初衷,源于其追求以具有可操作性的客观标准来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一种是以防卫结果来判断,另一种是以防卫行为的各项具体指标来判断.当司法者无法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客观标准中寻求支撑时,案件则可能被定性为意外事件.从法律属性上看正当防卫是一种权利行为,是阻却刑事违法性和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统一,理应得到法律的积极肯定和鼓励,而意外事件仅是一种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事由,却非法律肯定性评价.     

美法两国司法审查第一案比较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和结社自由案被分别誉为美国和法国司法审查第一案,在各自国家的宪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司法审查制度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设立,然而中国却还没有设立司法审查制度.本文通过比较这两个案件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给在宪政道路上艰难探索的中国一点启示.     

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术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关于该条款究竟是否赋予了被追诉人沉默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由此导致"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运作前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立法效果有待观察。在司法实务中正确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关键是坚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     

论新时期犯罪构成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广大司法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决定》,积极运用法律武器,为保卫和促进改革努力奋斗,并且已做出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在有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现象,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的把“有功”当作“有罪”、有的又把“有罪”当作“有功”     

逮捕制度改革的两条道路及其反思——以逮捕功能异化现象为立论基点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的适用已异化为定罪的前奏,逮捕所引发的未决羁押也已异化为刑罚的预支。对此,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一种是否定现状,试求回复逮捕作为强制措施本质的"强制措施化"改革模式;另一种是默认现状,试求对逮捕适用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革,以提升逮捕质量的方式减少其功能异化所造成的危害,即"逮捕诉讼化"的改革模式。前者虽在理论上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但实践中却面临一系列障碍;后者虽颇受立法与司法实践青睐,但该种理念却以默认逮捕实体化为前提,其理论正当性却面临质疑。     

辩诉交易与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辩诉交易源于美国，是美国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该程序简便、快捷的优点为世界一些国家诉讼改革所仿效，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有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和意大利的“基于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的程序”。而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改造移植，表明该制度具有超越法系的借鉴作用。刑事审判的目的在于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使以控辩双方充分对抗为预设前提的普通程序失去其内在的价值。辩诉交易制度鼓励被告人认罪服法，立足点是使所有犯罪都受到处罚，体现的是较高层次的公正。从实践上看，辩诉交易是刑事案件大幅上升与司法资源匮乏矛盾的产物，体现了效率的价值要求，是公正和效率两种价值目标协调的结果。本文运用历史考查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考察了外国主要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在把握辩诉交易的法律特性的基础上，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理论联系实际，对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实行有罪答辩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程序设计上，回归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要求，考虑到诉讼机制改革的演进性及我国现有条件，建议分步实行重刑认罪案件简易审和轻刑认罪案件书面审两种有罪答辩程序。     

我国“能动司法”的含义与限定——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辨析

我国的"能动司法"自2009年被大力倡导以来,一直与来自西方英美法系语境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之间存在着歧义认知和指陈错位的纠葛。两者在知识和语言上存在一定联系,部分理念也有重合,但本质(基本内涵与核心价值诉求)上却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两者在语词使用过程中的关系,具有分析哲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特征——两个词存在着部分重叠和交叉的相似性,但仅是相似性而绝非共同性。当下"能动司法"的核心含义,就是利用一切合法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的效能。能动司法的研讨和实践,必须加上"中国语境"和"以法律效果为基础"两个前提限定。     

佘祥林案留给我们的启示

近段时间,上网、阅报、看电视,发现最多的莫过于发生在湖北省京山县的佘祥林杀妻案的系列新闻报道,佘祥林终因妻子张在玉的出现而得以洗雪冤情,被法院宣告无罪,并将接受国家赔偿,有关办案人员将承担相关责任。笔者认为该案发人深省,然而对仅止步于就错纠错,进而追究办案人员责任的做法不敢苟同。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往往会引起社会的普通关注。司法机关将面临群众舆论等各方面压力,要求尽快破案或查明真相,甚至有的也会面临个别领导要求限期破案的指令。在这重重压力之下,司法的独立性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受破坏。在这…     

测谎技术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测谎仪的发明和应用,在犯罪侦查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现在,测谎技术作为一项通用高科技已被世界上50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国防、司法乃至商业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测谎技求完全是科学可信的,通过测谎可以准确地鉴别有罪和无罪。近年来,测谎技术正快速和大量地进入了我国司法领域,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侦查手段,为公、检、法、司等机关解决众多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取得显著效果。为了促进和推广这项技术的应用,本文着重对测谎技术的概念和原理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等方面作较详细的阐述。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     

刑讯逼供再探析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却频频发生,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地推定为有罪,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刑讯逼供严重违背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且极易引起冤假错案的发生。权衡利弊,自当坚决反对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