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     

正视问责制的三大瓶颈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政治社会中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中,问责制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问责制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当前问责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政府信息公开化不够、问责主体缺位,客体不清楚、问责力度不够.     

现代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多维理论基础

建构官员问责制，是我国塑造责任政府、推进问贵新政的重要前提，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这一制度建构缘于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人民主权学说、社会契约论、委托一代理理论等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政府官员问贵制的基本理论基础，同时，建构政府官员问责制还呼应了来自于法治、善治、积极政府、行政伦理的要求。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后非典时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非典危机中我国政府启动了官员问责制,查处了许多防治非典不得力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问责制的启动成为我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那么非典过后如何让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真正使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本文试从我国现行的责任追究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出发,初探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真正实行所必须处理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革措施来促成行政问责制的建立。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公共政策执行自主化的成因分析

90年代后世界各国兴起了公共政策执行自主化的浪潮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也强化了这一趋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受经济理论的影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制约、公共政策的本身和政府本身的职能要求外 ,也是我国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本身的诸多特点也要求政策执行的自主化。当然这当中也有我们的执行实践在自主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危机的化解。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社会参与不足、执行手段单一、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整合执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加强执行问责,以促进政府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官员问责制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的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应当从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效果等方面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与不足,以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地方政府自利性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冲突

利益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个体和组织的根本性因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在不断追逐公共性的同时,也带暗含着相当自利性.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客观上也必然受到其自利性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件是引发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问责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执行力是问责制的生命，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问责制的作用效果。问责制的执行力与问责制本身的科学性、配套制度的契合度、问责制的执行环境三大因素紧密相关。香港在高官问责制执行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责对象明确，问责主体多元，能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了浓厚的“问责文化”。这些对提高内地问责制执行力都有重要的启示：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对等，增强人大、司法、媒体的外部问责，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和社会的法治水平。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官员问责制度的现有问题与完善途径

自2003年以来，以高官问责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责任政府。但在实施官员问责制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须对问责制加以完善。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

民主行政是完善问责制的重要向度,它有利于重构政府的责任链条,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监控能力。与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相比,民主行政理论更强调人民在国家公共行政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政府责任范围应以公共利益为重,问责标准不应仅由上级政府或领导单方面决定,它的确立是一个公众讨论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到具体官员的过程。当前推行问责制应重点从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向社会及基层下放权力、完善程序规定等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行政的民主化,以行政民主化带动问责制的健全,实现民主行政与问责制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