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业组织法人化

为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而赋予事业组织一定的自主自治权是必要的,但作为公立机构,其法人自主自治权应受到相关公法的规范。为此,需要借鉴公法人理论,构建我国事业法人制度,明确事业组织在公法上的地位,赋予事业组织公法上独立的人格,建立公法上的问责机制。     

论加强公法整体研究的现实意义

由于公法所具有的强烈时代性与地域性以及公法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公法研究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就公法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困难有针对性地加强系统性的整体研究。本文认为,就目前中国现实国情而言,加强公法整体研究的意义集中体现于四个方面,即政治意义在于促进宪政建设,法治意义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社会意义在于推进制度反腐败建设,学术意义在于促进公法规范协调发展。而无论是宪政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制度反腐败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一国公法制度规范的总体设计和协调整合,这正是加强公法整体研究学术价值之所在。     

论契约视角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体现了公法和私法的相互融合。契约理论对于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主体、内容、目的、请求权基础等规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尊重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守信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中的价值。我国立法和司法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规制中,应当注意契约理论对政府行政优益权的控制意义,在合同形式选择、平等自由观念、违约责任承担等方式回归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契约本质。     

论统一公法学视野下受害人之公法救济——由一起案件引发的思考

当下行政救济制度与刑事救济制度在衔接上存在诸多问题，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呈现出基础理论缺乏、救济路径不全面以及救济程度不充分等局限。统一公法学对受害人权利公法救济的路径能够起着理论上的整合升华作用，增加公法救济路径的完整性并增强救济路径的互动性。     

区域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以自发秩序和私法为基石的私法模式是理想主义的,而以政府的制度导向和公法为基石的公法模式却是现实主义的。私法模式是完美的,但在实践中难以成功；公法模式是简陋的,但更为实用和有效率。     

民法是私法吗？

基于平衡保护私人自治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两个基本点的考虑,公私法划分标准采用"规范性质区别说".按照这种观点,民法中的任意性规范都是私法,强行性规范都是公法.这是以规范为单位对民法属性进行的考察.民法既有私法性的规范和制度,也有公法性的规范和制度,既调整私法关系,也调整公法关系,所以,民法是公私混合法.     

刑法公法化的疑问

在我国,随着人们对大陆法系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接受,刑法被人为地公法化了。然而,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存在诸多疑问。既不符合公、私法的划分理论,也不符合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从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出发,更无法解释我国当前正在兴起的刑事和解的制度实践。因而,不能将刑法的公法性与刑法是公法等同起来,刑法只能是一种保障法,是保障公法、私法、社会法和生态法实施的法律。     

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公法考察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引发了"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学科分野,从表明财富到表明身份的发展,财产权具有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视角。厘定一个概念能够强化学科内制度价值体系的抽象,宪法学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淡化了私有财产权的财富意义,强化了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抽象。宪法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抽象要反应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成长历史和现有的制度内涵,并需要基于法律体系层面的全面思考。基于私法和公法视角中的财产权功能的比较,和现有宪法规范的表述,宪法学学科内的私有财产权应该被抽象为具有公法制度表达技术且反应公法权利特征的"公民私有财产权"。     

对“公法私法化”模式的检讨——兼谈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

该文揭示了社会法中"公法私法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强调加强社会法中的公法性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以完善公权力对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私权利的保障机制.     

权力控制:权力清单制度背后的公法思维

权力清单制度设置的最大目的就是强调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通过清单框定政府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行使。而对权力的控制恰是公法治理的应有之意,因此,权力清单制度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公法思维。权力清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公法理念相符,但作为政治话语,想要权力清单制度达到最好的效果,首先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处理好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最后要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民意抑或法意——法官审判中的选择困境

民意主义要求法官像民众那样思考,要善于体恤民意,因为法律是为国家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在我国人民群众就是统治阶级,因此适用法律必须以民意为标准,而法意主义者却主张法官像精英法律人那样思考,视法意如圭臬,因为法治就是法官按照法律进行治理,于是这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将法官带入了选择困境。法官应将法意作为判案的终极依据,但又应审慎地对待民意,惟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正义,造福民众。     

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法人或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分别以国家和个人名义提起的诉讼。我国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 ,但从实证、国外经验和理论上分析 ,我国应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要设立监督权力权利运作机制 ,明确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条件和受案范围 ,提高公民的公益诉讼意识 ,设立公益诉讼团体组织 ,改善法院的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等等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通过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计财政预算来保证。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欠发达地区拟推行"公共服务项目实名制有价证卷"的政府补贴方法。从制约因素来认识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就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要解决三个问题: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子系统中基本公共品供给;界定各种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落实各级政府责任的机制。     

公诉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与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是新时期政法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公诉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应当全面参与和深入贯彻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通过创新执法理念、延伸监督职能、完善工作制度等方式,使审查起诉工作与法律监督职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发挥公诉机关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平衡与调节作用。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关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探讨

我国当前正在向公共财政转型。公共财政应具备四方面特征。为此,要收缩生产建设职能,合理掌握财政分配的顺序和轻重缓急,形成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与制度规范和协调、配套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转变和创新理财的方式。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公共服务职能的梳理与重塑

面对公众与日俱增的公共服务需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内容以及作用方式需要在理论上得到廓清。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警察公共服务的物品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使得警察扮演公共服务的"引导者"的角色成为可能。公安机关应该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重塑自身的角色,加强与政府其他部门、社区以及公众的合作,共同治理公共服务问题。     

公安工作面临的公众信任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社会转型期爆发的社会结构失衡、利益分化加剧、社会价值失范等现象,将公安机关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公安工作发生公众信任危机的危险系数进一步加大。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有效消减公众信任危机的发生,公安机关应当优化警察执法制度、规范警察执法行为、培育公众的综合素养、改善警媒关系。     

全面加强公安机关“三力”建设保证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目前,公安工作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执法环境更加复杂,暴力抗法事件屡屡发生;警民冲突事件增多,警察公共关系亟待改善;民警执法、服务存在刚性不足、柔性欠缺等问题。如何处理好打击与服务、管理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提高民警执法的“民本性”意识,强化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已经成为摆在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妨害公务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刑法》第277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若干妨害公务行为在刑法认定上存在争议,因此应对《刑法》第277条进行修改完善。应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客体中人的要素界定为“正在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方式不应限于暴力、威胁,应增加“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应调整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以有效打击此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