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领域中的行政裁量及其司法审查

现代行政法中 ,虽然公众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行政机关享有很大的行政参与裁量权 ,加强公众参与领域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对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可分为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和实施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 ,以及对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参与裁量的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公众参与事项和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方式等。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的构造路径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行政公益诉讼由诉前程序和提起诉讼两个阶段构成。诉前程序具有相对独立性,检察机关能积极灵活高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公共利益,发挥显著司法效益。诉前程序司法化,有利于规范保障促进诉前程序检察权行使,更好发挥诉前程序的督促保障功能。要从构建完善诉前程序的调查核实、检察审查、检察建议督促、诉前程序转入提起诉讼程序等重要职权、重要环节、重要程序的体制机制入手,实现检察监督权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定化。激发诉前程序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高办案质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行政高效,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效应、更好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问题研究

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的独立性、前置性地位，其前置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贯彻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以及让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当前，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遇到不少问题。如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辖交叉，诉前程序选择问题、检察建议内容宽泛问题、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中出现的问题等。因此，立足法律规定、阐述问题为诉前程序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发挥功能价值提供参考方案。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与展望——兼对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之检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我国地方检察机关所进行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尝试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反响良好。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却鲜有检察机关提起或者参与公益诉讼的尝试。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而且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司法实践为其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因此，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略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是将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也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性;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是以具体行政案件的诉讼活动为前提,提出司法建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兼论其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

自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来,参与试点的7个省份都已不同程度地展开了相关实践活动。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笔者尝试从问题的提出、《方案》成因分析以及存在的主要争议等方面切入展开论述。在政府职能顺位上,明确其先监管、后索赔的职能定位。在具体制度层面,主张构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生态环境诉讼体系、建立系统完整的环境司法裁量基准制度、完善生态环境诉讼磋商机制、规范司法确认;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问题,主张建立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侵权诉讼、生态损害赔偿与一般行政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成的四层级环境治理诉讼体系。     

试论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行性

就行政行为而言 ,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其重要的判断标准。合法性要求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各种相关行政法规 ,也即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的范围和框架内行事 ;然而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其被滥用的可能性的存在 ,使得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随之出现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 ,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 ,不仅要包括合法性审查 ,更应当有合理性审查。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 ,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还不具有完备的条件。但我们应当在了解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和认清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调动人民群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学术界的积极性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使得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查更为全面、彻底、有效。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尊重和修复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是尊重和修复。通过经验角度的分析，恢复性司法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尊重被害人的内心需要和促使加害人回归社会。恢复性司法建构了一种新型模式，有助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社会秩序的修复。恢复性司法程序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修复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环境资源案件的恢复性司法探索——以平武法院审理滥伐林木案为例

课题组通过实证调研了解到,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是平武法院非常有特色的一类刑事案件。该法院设立巡回审判法庭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模式。这一模式可以简单地描绘为:邀请更多主体参与诉讼程序,并提供互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被告人与林业局等部门以"和解""合作"的方式(包括通过被告人补植、林业局等部门监督执行的形式)影响诉讼结果。这样,不仅能够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又能实际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达到了惩罚为辅、教育为主和恢复环境生态的目的,还能教育和警示他人,最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对照西方恢复性司法和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程序),课题组认为它是恢复性司法模式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创造性在于其不仅仅有法院的积极主导,更有环保部门等主体的实质性参与。     

学生诉讼权宪法保障问题思考——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为例

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在校园司法工作中，一方面始终将受指控学生的诉讼权利保护置于首位，另一方面又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诉讼参与权。《学生司法宪章》不仅为受指控学生制定了十方面共二十二项诉讼权利，也为司法过程中的其他诉讼参加人规定了七个方面共十四项诉讼权利，而且这些权利设定都以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为基础，通过这些逻辑严密的诉讼程序充分保障亍学生的诉讼权利，也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人民主权的宪政思想。     

监狱性质的法理与实证辨析

监狱既是法制建设的难点,又可以作为法制建设的突破口。将监狱机关定性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这种定性不但明确了监狱行使行刑权要受到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制约,遵守相关的行政程序,而且防止了监狱机关游离于司法监督的范围之外。这对于监狱机关正确行使行刑权,促使监狱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遵循正当行政程序,罪犯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救济,建设监狱法制文明乃至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完善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职能定位也在迅速转换,运用行政契约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但我国行政契约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 行政契约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制度,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分析了我国行政契约的现状,比较了国外有关制度,探讨了行政契约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的若干构想。     

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

从普通程序的审理来看,也许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在经济上更占优势;但从辩诉交易这类简易刑事程序来看,大陆法系的司法公正理念又阻碍它不如在英美法系那样容易推行和接受.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包括专门机关的权力配置、司法系统的组织构造、其他诉讼参与主体的权利配置、刑事诉讼费用问题等四个方面.要实现诉讼程序的高效运作,各国一般都会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革:一是适当缩短诉讼周期,二是确立刑事案件的过滤机制,三是建立简易程序.     

论中日刑事司法改革与公民参与——以日本《裁判员法》为研究视角

以日本《裁判员法》的制定、颁布和施行过程为分析对象，我们发现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注重吸收普通民众的参与。这种公民参与司法的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特别重要，在中国未来参与改革的主体、改革方式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论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将行政不作为纳入司法审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还存在相对较窄的受案范围使诸多权益受损无法获得救济,起诉主体的过度限制剥夺了部分权益受损者的诉权,行政不作为诉讼的结果使部分权利救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应通过建立抽象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扩大受案范围;建立行政不作为公益诉讼制度,拓宽起诉主体;完善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保障救济效果。     

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是指由司法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有很大不足,仍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新的《行政强制法》确认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执行和司法执行双轨制,但这一模式仍有商榷的必要。本文简单阐述了行政强制司法执行的内涵以及存在依据,并对当前司法执行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作出分析,提出了将行政执行权归还于行政机关并构建新型执行诉讼制度的设想,以期能够对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程序公正与司法改革

实现程序公正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程序规则方面需要作出改革的是:(1)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减少不必要的国家干预;(2)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平等的保障;(3)减少、消除诉讼程序中的行政色彩;(4)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5)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从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和制度.     

民营化进程中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民营化运动背后是公力机关对私利主体不断关注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类似于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活动方式将被广泛运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性质争论不休，从而对适用何种程序进行救济莫衷一是，这种争论本身为探讨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制度提供了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