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富汗战争看反恐背景下的国家责任

“9·11事件”后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反恐决议填补了现行国际法的空白,加诸各国不得默许、窝藏、支持恐怖分子在其境内活动的义务.然而,在这些义务没有得到履行的情形下,其他国家若要对其采取相应的武力措施,是否有适当的国际法依据?如果国家想要打击恐怖分子,那么它应以何种理由在另一国的领土上实现这一目的?实际上,在当前的国际法框架之下,若是一国不愿意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其领土为恐怖组织所用,受到恐怖活动袭击的国家便可对该国诉诸武力,以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在国家责任构成要件和承担形式方面应做修改与完善.     

事后抢劫的共犯论展开——以日本承继共犯及共犯与身份相关理论为视角

关于未参与盗窃行为也未事先共谋参与事后抢劫，只是偶然参与实施事后抢劫犯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的人的责任问题，在日本有根据承继的共犯理论和共犯与身份理论加以解决的两种思路。但根据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共犯论以及部分犯罪共同说，应认为后来参与者只应对暴行、胁迫行为负责，而不应承担事后抢劫的共犯的责任。     

我国动物致害责任免责事由之探讨

免责事由是动物致害责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关涉侵权责任制度对受害人利益保护和行为人行为自由之价值的平衡。但在学理上学者对其研究并不是很成熟,本文通过对免责事由基本原理的分析,具体探讨可作为动物致害责任免责事由的情形,以此为铺垫,对我国当前动物致害责任免责事由的规定进行评析,并进而提出应增加相关免责事由的构想。     

再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

在第三人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形下，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义务的规定违背侵权法的基本精神，与先进国家的做法相悖，且不符合设立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初衷。故因第三人侵害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应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安全人保障义务人与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种视角--经济学观点下的国家责任--兼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有关规定

国家责任作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领域.2001年11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取得了具有某种突破性质的进展.以该草案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法的理论,对国家责任构成及其免责事由作一些理性探思,并兼顾国际赔偿责任这一相关问题,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它们作为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经济合理性.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哲学考量与实证分析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传统国际法主体应尽的责任。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或言承担何种性质的国际人权责任，尚无普遍共识。在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内，基于人权目的，由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违反行为实施防范或惩处行动，被设定为最佳模式。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制定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体系的行动，表达中国立场。在构建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培育和发挥民间人权力量，推动跨国公司尊重和保护人权。     

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新问题，新规则，新发展（专题）——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探析

在控制国际犯罪的同时注重对人权的保护,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将最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界定为国际犯罪。在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上,国家与国际组织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与责任。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也必须承担有关责任。     

论海盗劫持案中船员赎金支付责任

尽管自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加强对索马里海域的护航，然而，仍时有商船被海盗劫持，并且大多数船舶劫持事件最终都以向海盗支付赎金的方式得到解决。海盗赎金尤其是其中的船员赎金部分的性质以及损失的责任承担者却一直存在争议。厘清船员赎金存在的上述问题，对保护船员权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有关船员国际公约、国内立法以及法理，支付船员赎金是一种合法行为，其应属于船员遣返费用之一部，依法应由船舶用人单位承担，船旗国、船员国籍国或船员被遣返地国家应对其履行该责任予以必要的监督，必要时，国家应预先垫付船员赎金的费用。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被迫行为在我国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被迫行为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我国刑法典在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中规定了被迫行为，但两者对被迫行为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为有效处理这一矛盾，应取消胁从犯的规定，把被迫行为放在紧急避险中讨论，同时，应当把紧急避险放在犯罪论体系中进行讨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非责任阻却事由。事实上，被迫行为应当是责任阻却事由。     

共犯责任的例外与终结

只有在法律设定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被害人才能以此为理由主张自己成立共犯责任例外；对于法律没有将对合行为规定成犯罪的对合一方，不应因其对合行为而承担共犯责任；如果诱捕行为制造了犯罪，那么诱捕人不能以诱捕为理由主张不应承担共犯责任；正犯被诱捕并不是共犯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事由；在共犯退出的情况下，共犯对于退出后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不再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退出前的行为仍然要依据具体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     

从国家伦理角度反思全球变暖及其应对措施

全球变暖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各个国家在全球变暖责任的承担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国家伦理的缺失。国家伦理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具有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我们需要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建构国家伦理,为国家间实现责任共担奠定共同道德根基。并以此为前提,积极寻找应对措施,如绿色气候资金机制的建立及实施,国际环境法律治理委员会的成立,低碳经济的发展及清洁能源的开发等。     

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的重建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组织、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人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相应组织除了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外,行政诉讼后果则转继到行政诉讼被告所归属的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之检讨

在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义务，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仅承担补充义务的规定违背了侵权法的基本精神，有悖于先进国家的做法，且无法实现设立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初衷。故在此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应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安全人保障义务人与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护被害人义务的归属

保护被害人的义务具有多重归属，国家、社区、家庭以及公民自身都当共同承担保护被害人的责任。国家应当是对被害人实施保护的第一义务人，社区是对被害人实施保护的直接责任者，公民自身是保护被害人权利义务双重承担者。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立法的思考

一、国家赔偿立法的缺陷1、关于国家赔偿的免责条件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对于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混合过错造成的损害，以及由于第三人（受害人和国家机关以外的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害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2、关于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     

产品责任中抗辩事由比较研究

本文以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制度，充分落实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中抗辩事由的执行为目的，介绍了美国、欧共体、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有关产品责任抗辩事由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世界上现行的产品责任抗辩事由，并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对产品责任抗辩事由作进一步明确，通过立法全面、直接地规定产品责任抗辩事由。     

论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事由“胁迫”——兼论对我国胁从犯的借鉴意义

“胁迫”是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事由 ,其存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该理论对于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罪理论具有借鉴意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应对刑法第 2 8条进行修改 ,以为重胁迫下的行为免责奠定法律基础。     

警察使用枪支的刑法思考

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应定位于法令的职务行为。据此，警察使用枪支在刑法上的正当化应同时具备事实要件、主观要件、限度要件，不当用抢的警察个人构成犯罪的，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中，责任的罪过形式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处理，而在责任的处罚程度上则一概不能从宽。     

论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责任

国家实施国际犯罪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国家犯罪中起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员必须承担个人责任。适用于个人的刑罚已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作出规定，而针对国家这一抽象实体的责任形式应是集法律、政治、道义和经济为一体的混合处罚措施。国际刑事法院在追究国家罪责的司法活动中需要加强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且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才能对国家作出限制主权、罚金、经济制裁等处罚措施并实际付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