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增资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为之刑法分析——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区分与适用

虚报注册资本罪、抽逃出资与虚假出资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三种罪名在司法实务中极易混淆.文章通过相关案例,从主体上、主观方面、客体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借款增资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而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并明确虚假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在立案追诉上的条件,以及该罪的刑事适用变化情况.     

新《公司法》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问题探析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经历了由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而虚报注册资本罪从1997年刑法典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其刑法规定一直未变。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范围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严格限制。新的背景之下,虚报注册资本罪无法适用于普通公司的原因在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以及实践中查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难度过大。     

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企业公司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企业制度与国际企业制度接轨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公司在我国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国第一部公司法是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在公司制度建立和公司出现之前，当然不存在虚报公司注册资本的犯罪，因此，79年刑法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虚报注册公司资本的犯罪。随着公司制度的建立，公司的出现也日益增多，虚报公司注册资本，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也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制度，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将虚报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中的刑法保障

2005年我国修订的《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幅改革,顺应了当代公司资本制度缓和化改革的国际潮流,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与公司法的衔接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原有犯罪的设置在新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框架内,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保护作用。因此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的立法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废除虚报注册资本罪,将虚假出资行为非犯罪化;改抽逃出资罪为抽逃公司财产罪;增设欺诈增资罪。     

新公司法对公安机关办理虚报注册资本犯罪案件的影响

新《公司法》的出台对虚报注册资本犯罪的犯罪行为方式及犯罪的追诉标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研究新《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虚报注册资本犯罪认定的影响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浅析虚报注册资本案的认定与侦查

新的《公司法》修改之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资本制改为有限公司的认缴资本制和股份公司的认购股本制,由此,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认定与以前也有所不同。在该罪的认定过程中,借助会计账目的分析来加以界定将会显得更加清晰。在侦查阶段,应分立案前、立案后和移送起诉时三个阶段做好工作。     

虚报注册资本罪若干问题研讨

司法实践中,对虚报注册资本罪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虚报注册资本"的"证明文件"的范围,对"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的理解,对虚假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界限以及利用虚设公司诈骗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观点,尚需进一步研讨.     

对《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三个新罪名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为配合该法的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第九条至第十一条对在公司中发生的收受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作了处罚规定。本文拟就这些规定所确立的罪名、罪状、适用范围及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罪名 《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犯罪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有相同和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对后者犯罪构成范围的扩大,而是对新的犯罪行为的立法确定,对于其罪名的称谓自不能直接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代之,否则难以同一般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根据罪名应当反映犯罪主要特征的原则,我们认为,可以把《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犯罪的罪名分别确定为:(1)公司人员受贿罪(第九条),即采用明示主体的方式确定该罪罪名。理由是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即受贿,主体则限定在“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范围内,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可以统称为“公司人员”,将该主体与行为相结合,便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罪名。     

试论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较低的罪名,对于该罪名,系统的研究较少,目前该罪名的主要争议点也就在于引诱、教唆、欺骗的对象是否必须具备认识能力。本罪与刑法总论规定的教唆犯罪的区别也是一个重点。此外,本罪的既遂标准也是人们认定上的难点。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几个问题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将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以后,独立出来成立的一个新罪名。但刑法没有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与“侮辱”的含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范围,强制猥亵致人重伤、死亡的处罚等问题做出规定,目前也未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本文本着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有关问题特别是上述疑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内涵与外延

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职务侵占罪的立法比较滞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应该包括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和劳务的人员。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权的人员从事公务时除外。     

论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起步阶段,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对于社会信用加以刑法保护十分必要.而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必须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在刑法视角下讨论社会信用相关基本问题,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认清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过程中的困境,并寻求相应的解决路径,有助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探讨

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合同诈骗罪,其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中遏制这类犯罪的需要,是加强对合同诈骗的打击力度的需要。文章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的适用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打击合同诈骗罪应从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上加以限定,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把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这一大类型的犯罪之下．从而引起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纷争。并且在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时,没有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从而进一步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为了澄清混乱,我国刑法应该把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化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论单位经济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其刑事责任

单位经济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单位为了谋取非法经济利益且在构成单位行为的情况下实施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单位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构成要件单位经济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综合。在具备单位经济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单位经济犯罪即成立,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即产生。单位经济犯罪可产生双重刑事责任,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实行双罚制,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和内容具有独特性。     

信用与公司信用基础的重构

文章对信用及公司信用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公司信用基础是广义的资本信用,其涵盖了资产信用的内容。资本信用理论应修正僵化的注册资本信用,突出资产信用,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注入新的内容。公司法理念和制度应建立在淡化注册资本信用,提高公司设立效率,加强对资产信用过程的监管,强调公司资产流动安全性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30年与刑法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刑法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内在变革：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从对经济犯罪的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从对公有制经济的重点保护到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从刑法偏重于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从对经济犯罪的重刑主义到宽严适度等等。刑法观念的变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