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各论的理论建构

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刑法规定存在着一个从个别立法到一般立法的演变过程。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分立是人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刑法总则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刑法分则,对不法行为定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刑法分则规范是犯罪分类的表述方式,刑法分则体系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背后包含了一定的刑法价值理念。我国刑法分则除了对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一些刑法适用的引导性规定。     

试论类推罪名的确定

刑法中的类推,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形事责任。类推,可以分为立法类推和司法类推两种形式。一、立法类推的罪名确定立法类推是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方法。陈丕显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作的     

浅析单位犯罪的主观罪过

单位犯罪，这一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而应运而生的新的犯罪形式，在纷繁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暴露出其巨大的破坏性、复杂性，并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在刑法中始出现于1987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此后许多单项刑事法规都规定了单位犯罪（也有学者称其法人犯罪），现行刑法典吸收并补充了以上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规范，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刑法总则第30条、第31条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在分则413个罪名中规定了120种单位犯罪，占罪名总数的29．1％。足见研究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刑法典分则完善探略

目前,我国有关机关根据实际需要正在为修改刑法作准备工作,刑法界也正逐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对我国刑法分则如何完善的问题略加探讨,提出如下建议: (一)具体犯罪条文应标明罪名 过去,立法思想上认为,刑法分则立法仅需规定罪状和法定刑即可,罪名的确定可交由司法机关解决。因而,现行刑法典分则和其他刑法分则规范中,均未标明罪名。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刑法分则条文都需要标明罪名。从理论上分析,罪状是对犯罪行为的具体表述,而罪名则是对罪状的抽象,是对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的概括,是统一刑事法     

关于聚众犯罪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独有的概念,它是指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我国<刑法>第97条在界定"首要分子"时,规定了"聚众犯罪"的概念,并且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19种具体聚众犯罪的罪名.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科学表述在学术上给犯罪下定义时，把我国刑法第10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和刑法分则具体罪状的数量因素概括进去，才能准确体现立法原义。据此，我国刑法中犯罪的科学概念应当是：犯罪是社会危害达到一定程度应予刑罚制裁的违法行为。     

危险驾驶犯罪减轻处罚的三重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考虑到醉酒驾驶和飙车行为均是在没有酿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之下,立法对该罪设置了较轻的刑罚。但是,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中唯一主刑为拘役刑的犯罪,对此,刑法总则之中的减轻处罚制度是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的问题日益凸显。一、从刑法理论上考量,减轻处罚制度应当适用于危险驾驶罪。刑法分则仅涉及具体犯罪的特殊性,而很少规定犯罪的共性问题;总则是对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的规定,抽象概括刑法分则中各个犯罪的共性问题。刑法总则和分则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因此,对刑法分则之     

谈谈我国刑法中的类推

<正>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规定是以罪刑法定为基础,有控制地适用类推原则制定的。我国刑法为什么要规定类推呢?第一、我国是一个区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犯罪的情况十分复杂,形式也多种多样,我国第一部刑法不可能把这些复杂的犯罪现象都     

对预备犯的处罚应在刑法分则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所谓犯罪预备是指行为人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制造条件的行为状态。它发生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是为了犯罪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的一种犯罪形态。对于犯罪预备要不要处罚，如何处罚，各国的立法规定不尽相同。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对于一切犯罪预备行为均无处罚规定；在刑法分则中规定对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予以处罚；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一切犯罪预备行为均可以处罚。我国刑法采用了第三种方式，即在总则中作了概括…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论我国刑法中叙明罪状的修改与完善

所谓叙明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超出罪名的概括而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予以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约有60%的罪刑式法条规定有叙明罪状.这些叙明罪状均以犯罪行为为中心,然后再有选择性地描述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危害结果、犯罪情节、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等犯罪构成要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138条、143条、159条和第136条所规定的罪状.上述四个刑法分则条文采取了“刑事禁令+罪状+法定刑”的结构形式.     

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在总则和分则部分对死刑的适用条件明确作了规定,从逻辑上讲,凡不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均禁止适用死刑,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第 49条的规定,对一些特定的群体,即使符合死刑的适用条件也禁止死刑的适用。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限制、缩小死刑适用的范围,切实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本文拟就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作一些探讨。 　　一、立法宗旨 　　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其立法宗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未成年人犯罪应注重教育挽救。一个人实施犯罪…     

单位犯罪被追诉者之确定

在总结单行刑法规定法人犯罪经验的基础上,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在总则第四节用两条的篇幅规定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刑罚的种类等;在分则用58条的篇幅规定了单位犯罪如何认定和处罚。对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究竟有多少法条,法学界的学者统计不一。其原因是标准不同,如有的人把总则和分则中规定有单位犯罪,并实行双罚制视为单位犯罪的才计算在内;有的主张对分则中只规定对自然人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条款计算在内;也有的把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也计算在内;有的把法条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但是以单位名义过…     

新刑法单位犯罪立法评说

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一改1979年刑法从根本上否认单位犯罪之立法趣旨，在总则和分则中均对单位犯罪着墨甚多。对这些刑法规定作出一个基本评断，以便于司法适用并为未来单位犯罪立法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滋养，是刑法学界必须直面的问题。一、新刑法单位犯罪立法的改进与特色单位犯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开始衍生并逐步蔓延开来的一种犯罪现象，立法者针对这类犯罪愈演愈烈的态势，超脱于当时的法人犯罪肯定论与否定论的激烈论争，在《海关法）中首开对单位犯罪作出刑法反应之先河。此后，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大有覆水难…     

论毒品犯罪累犯

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笔者认为,这是刑法在总则之外又在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且仅见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节毒品犯罪之中,因此,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实际上就是毒品犯罪累犯。     

“司法类推”与“类推立法”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类推制度。对此,法学界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但是,作为类推而言,它不仅应该包括总则中第七十九条之规定,而且还包括分则中的有关条文。本文就想从这一角度,试作一番探索。为了行文的方便,前者,即类推原则的司法适用,简称为“司法类推”;后者,即类推原则的立法适用,则简称为“类推立法”。     

略论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改革

<正> 在修改刑法之机,总结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实施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立法例中的有益精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完善我国修改后刑法中的分则条文,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准确性,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是国际法上公认的基本刑法原则,也是我国修改后刑法的基本原则。要使这一原则得到贯彻实施,关键问题是要科学地、具体地把各种犯罪的定罪、量刑落实到分则条文上。如果分则中规定内容不明确、不具体、矛盾多、疑义多,罪刑法定原则就只是形式上的“法”定,实际上还是人“定”。     

犯罪未遂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对不作为犯、行为犯、间接故意犯、教唆犯等几种犯罪形式的未遂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其存在的可能性及可罚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对不能犯与一般未遂犯的区分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主张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对不能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作者还主张，我国刑法对犯罪未遂应采取总则概括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关于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订根据打击单位犯罪的实际需要，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了单位犯罪，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和突破，也为司法机关严惩单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本文试图根据刑法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对单位犯罪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一、单位犯罪的征意和特征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罗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独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经单位集体决…     

我国法人犯罪的立法及其完善

法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立法中的反映,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受到社会商品济、刑事政策和刑法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法人犯罪还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对法人犯罪作明确规定,而是根据1978年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刑法分则上作出了一些并不十分明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