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清末宪政运动为历史考察对象

宪政是近现代民主社会特有的政治法律现象。它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是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近现代意义的宪政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文明的产物,它的社会基础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要全面把握宪政的价值理念、精神要素和制度形态,关键是要从近代宪政运动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机理入手,透析宪政形成的社会基础。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宪政与公共管理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中国宪政社会基础的构建

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及国家权力空间的扩展是中国宪政社会基础建设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确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 ,是确定宪政社会基础的前提条件。宪政社会基础同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联系 ,应兼顾各种价值的平衡。     

现代美国宪政理论的发展——从纯粹自由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

20世纪,传统宪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受到了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挑战。解决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通向“美好社会”的制度之路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和宪政研究的出发点。新宪政论在批判改造传统宪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度设计者”观点、对宪政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的理解以及对制度的实践理性的关注,从政治哲学和宪政实践层面深刻反映了美国宪政从纯粹自由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消极宪政,其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任意干预。这种消极宪政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但同时又抑制了国家权力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成为20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积极宪政所关注的,是在保证对国家权力有效规范和制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宪政。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掘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制度优势,在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能动作用,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模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宪政制度有关。公共财政，是指在宪政制度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给付行为或财政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非盈利性、法治性等特性．并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防止公共财政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只有建立宪政体制，才能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传统与变革:英国宪政的成长之路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宪政的国家。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保守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立足于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宪政道路 ,构成了其宪政的主要特征。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奠定宪政成长的基础 ,通过对传统的继承和变革使社会结构日益成熟即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 ,标志其宪政之路基本形成。     

全球化、主权国家与宪政秩序

本文遵循宪政理论规范性的逻辑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与宪政秩序的问题。为此 ,本文采用理论的与历史的方法 ,考察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法理基础 ,考察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所带来的挑战 ,从而探索世界性宪政秩序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论文指出 ,世界性宪政秩序的形成过程将是各民族国家对人类尊严和公共价值予以普遍认同的过程。     

现代宪政条件下的宪法效力

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规范,不仅拘束国家公权力,而且随着国家功能的变迁以及现代宪政理念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领域,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发挥法律效力。由于宪法是由不同特性、不同形态的具体规范所组成,每一具体宪法规范法效力的实现在方式和程度都并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具体规范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予以判断。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     

立宪主义声音的一种侧听——对民主主义的历史省思

民主主义的演变史夹杂着立宪主义的批评声,批评的焦点指向民主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将人民主权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观念。民主主义两个流脉中贯穿着与立宪主义的对立和妥协,其根源在于洛克和卢梭两个思想原点蕴含着不同的价值选择;立宪主义力图克服民主主义的内在缺陷,对其进行价值补正和观念破解。历史给我们的警示和启示是民主主义必须融合立宪主义价值;民主主义的人权和自由之理想唯在立宪主义的牵制和平衡下方能实现。     

宪政的价值构成与宪政的合理性分析

宪政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对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 ,更在于其对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张扬与坚持 ;前者旨在解说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后者则力图以宪政的价值合理性来论证宪政的工具合理性 ,并为宪政实践提供方向性指引。在宪政的价值构成体系内 ,正义具有综合性与绝对性的特质 ,是宪政的第一性价值 ,并构成宪政价值合理性的基础 ;民主、自由等具体价值目标是宪政的第二性价值 ,它们源自于正义且受制于正义 ,并成为宪政价值合理性的证明。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方式

对权力资源实施法律调控 ,需要以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并建立分权制衡体制。除此之外 ,还应注意对相关权力实行重点调控 ,注重以法律形式确认和保障权利 ,从法律上健全权力的责任追究制度。契约形式是区别于传统命令方式的权力资源法律调控的新形式。除法律形式外 ,权力资源的实现还有非法律形式 ,应当合理界分两种权力资源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     

论宪政与民主

宪政与民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 ,二者存在着差别 ,也存在着契合。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 ,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 ,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这一区别使二者的互相补充与结合成为必要。也就是说 ,理想的政制是民主与宪政的结合 ,即宪政民主。     

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宪政要义在于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民主则主要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获得方式问题。为了达成一种宪法秩序,应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实行宪政的关键在于“良宪之治”,而非“宪政程序化”。     

宪政:和谐的生活哲学

宪政属于宪法哲学范畴。宪法哲学属于哲学 ,属于法哲学、生活哲学、未来之学 ,属于科学。在宪法哲学的上述不同层面 ,宪政分别聚焦于对“宪法·人民·政府”、“权力·法律·权利”、“宪法·生活·政治”、“传统·现实·理想”、“正义·科学·效益”等相互关系之本源和应然的追问。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 :宪法是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国家权利行使者的政府之间的“契约” ;法治的精义在于通过对公权力廉洁性和完整性的“保障”而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宪政既以民主为基础又对民主的某些性格保持着警惕 ;宪政的理想可以激发完善现状的热情 ,历史的评判则可防杜社会的倒退 ;宪政同时结晶着科学、正义、效益三种精神。     

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有着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也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为世界宪政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民自觉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公益诉讼诉权的宪政解释

诉权不只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特有概念,其他诉讼中同样存在诉权问题.近年来,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公益诉讼的案件时被提起,但是获得支持的很少.关键在于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诉权确认不够.因此,赋予社会公益权利主体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公益诉权本身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社会公益权利主体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政权利.从宪政的高度,反思传统诉权理论的不足,论证公益诉权存在的法权基础,通过公益诉权切实践行人民主权,正确处理公益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