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陈水扁当局加速推动“中”字企业“正名”

“正名”是民进党当局“台独”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去除公营事业名称中的“中国”字样而改用“台湾”字样，破除“大中国意识”，推动“台湾主体意识”。随着2008年“大选”的日益临近，民进党已开始加紧利用权力为其选举牟利“正名”正是争取“台独基本教义派”支持的良方，同时民进党欲借持续炒作“统独”议题把握选举主轴。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警惕“红包”变“黑包”

红包，即红封包，在我国南方又称为利市（或写作利是、利事），是将金钱放入红色封套内做成的一种馈赠礼物，民间以它来传递喜庆和慰问。中国人讲“礼”数，“红包”就是“礼”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在市场化浪潮的涤荡下，这种传统的“礼”数也渐渐沾上了“铜钱味”，尤其是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说，“红包”已经异化了：里面包的不再是真情谊，而全是赤裸裸的个人的、肮脏的“小九九”。于是，“红包”实际上就沦为“黑包”了。     

“实年”与“官年”

何为“实年”，伺为“官年”？顾名思义，“实年”是实际年龄，30岁就30岁；“官年”是当官后登记存档的年龄，30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28岁。一位官员既有“实年”又有“官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此事古今皆然，在某些地方甚至已见怪不怪。     

“渐进台独”走向“激进台独”

从近期台湾当局领导人一系列言论看，“渐进台独”有走向“激进台独”之势，此种趋势已愈来愈明显。李登辉是搞“激进台独”的，如今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也是搞“激进台独”的。台联党成立以来，“独”招频出，毒汁四溢，呼风唤雨，气势凌人。然而这毕竟不符合台湾社会民意主流，虽有一定影响，但多数民众是反感和反对的。民进党鉴于“激进台独”太过暴露，有违主流民意，故而在所谓“新中间路线”掩护下，改采“渐进台独”路线，采取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内到外、由量到质、化整为零、蚕食渐进的“台独”…     

从“计划”到“规划”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与前十个“五年计划”明显不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由“计划”改成了“规划”。虽然字面上仅一字之差，但折射出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中国人为何把“春风”叫“东风”“秋风”叫“西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与“西”这两个方位词，总是与“眷”与“秋”这两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唐诗宋词中，“春风”总是被说成是“东风”，“秋风”又总与“西风”相关。如李白的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清代的纳兰性德的诗：“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毛泽东诗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都与古诗词并无二致。     

理顺中医药“明”与“名”的关系

现在全国各地中医药都在实行“六名”战略．这个“六名’’到底是“名”还是“明”，它的内涵包括哪些？人们对此可谓是说不清、道不明。“明”与“名”从字义上来看，二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从说法上来讲，就会出现“明”、“名”难分或“明”、“名”不分的现状。正是这种原因。人们对“明”与“名”不但在理解上出现错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误解，特别是在寻医问药方面更是啼笑皆非。因此，对“明”与“名”很有理顺不可的必要。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关于“德才兼备”的“德”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原则。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德与才，德居首位，德为才之帅；有才无德，“才”亦可能误入歧途，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出在“德”上。如何考察评价干部的“德”，是一个重要而又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说“是”与说“不”

人的一生中。总会不可避免地、不止一次地说“是”或“不”。说“是”与说“不”。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也是一门艺术。二者运用和处置得好，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运用和处置得不好，会留下遗憾，乃至后患。     

安全工作的“慎”“勤”“细”

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事关后勤管理保障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做好安全工作我认为离不开“慎”、“勤”、“细”三个字。     

坚持“言教”与“身教”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靠“说”，又要靠“做”。“说”即“言教”，是通过宣传真理，用真理的力量去教育人、号召人；“做”，即“身教”，是通过身体力行，用人格的力量去感染人、征服人。“言教”与“身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莫选错“领头羊”

领头羊是在羊群内部的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的，有着超越普通羊的能力、66性和威望．是“权”和“威”的象征它为羊群确定前行方向，遇到岔路，要作出选择，碰到豺狼虎豹，也要第一个面对，整个羊群的命运部寄托在它身上。     

生命“拐点”

一个平日里身体强健的人，突然因出现“状况”而被疑为肿瘤转移病人的时候，一个对工作非常热爱且执着的人，突然被“告知”将远离工作静静休养的时候，一个刚知“天命”、热爱生活且有着众多亲朋好友的人，突然需要“强制思考”未来的人生之路还有多长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想、怎么做？     

庄子之“道”释义

庄子哲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真人”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庄子那里，“真人”最终都归本于一个关于“道”的问题。所以，“道”是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其所确立的本体观念。庄子之“道”从“心”的角度诠释“道”，其目的是摆脱一切主观与客观的限制和束缚，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心斋”构成庄子“道”的逻辑起点，“体道”的过程诠释了庄子“真人”之“独立人格”。庄子的一生是一种超越物我和生死，力求达到与道冥同地步的非凡人生，正因为庄子身上的这种情怀，才赋予其人生穿越历史时空而不朽之永恒价值。     

“权”与“利”，潜规则之原罪

办事“托关系走门子”、在单位“处处与领导保持一致”、演戏靠“幕后运作身体交易”、甚至小学生都晓得“选小组长得请同学吃喝玩乐”……不知从何时开始，“潜规则”渐渐成了社会流行词。面对此类绝无“书面定义”、却宛如“既定规律”的灰色现象，有人不知所措，有人痛恨不已，更有人在其中“如鱼得水”。     

精“敲”细“打”的“十二五”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日趋发展，把就业“打造”成为备受民生关注的要点和热点。而如今，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俨然成了政府必须精“敲”细“打”的“瓷器活”。胡锦涛总书记于是强调，“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在“十一五”期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进一步改善、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但是在面对“十二五”时期就业总量持续加大的压力，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严峻形势之时，     

“开窍”与“自救”：基于网络民族志的“二本学子”学历突围历程研究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研究发现，“二本学子”的“开窍”源于关键事件、重要他人以及个体心智成熟的多重影响。“自救”方式包括通过考研提升学历层级或通过“考编”“找到好工作”等方式寻求社会认同。“二本学子”的“自救”历程既受外部环境、资源的制约，也受限于对自身能力和未来前景的自我怀疑。为此，部分“自救”者在迷茫和不甘的交织中完成了从外求于人到内省于己的心态转变，如愿实现“自救”。然而，成功逆袭的“幸运儿”们却仍然可能面临挥之不去的学历“烙印”。“二本学子”的“自救”历程表明，大学分层初衷与现实的背离使学历俨然成为一种出身，也让社会深陷学历歧视陷阱。而学历出身与其他不平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也在拷问社会公正的底线。     

“多”与“少”的博弈

多与少的博弈，有时是个人内心的一场战争。弃“多”取“少”很大程度上依赖人们在内心抑制食欲，战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