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惯例在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商事仲裁领域向来有把非国家法律规则作为适用法的传统和冲动。仲裁庭适用国际惯例的权力依赖于当事人的协议和适用法的规定。就适用功能而言,国际惯例可以并入合同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件和国内法,以及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仲裁庭对国际惯例的具体运用,涉及到惯例的证明、解释和适用等方面。在适用上,国际惯例可以作为查明案件事实、解释合同以及个案裁决的依据。     

有关海事国际惯例的立法思考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厘清海事国际惯例的范围及其识别标准,主张中国海事立法应放弃对海事国际惯例作为法律渊源的认可,承认当事人可选择国际惯例调整合同,并在国内法任意性调整的领域适当尝试概括并入成文的海事国际惯例。     

有关海事国际惯例的立法思考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厘清海事国际惯例的范围及其识别标准,主张中国海事立法应放弃对海事国际惯例作为法律渊源的认可,承认当事人可选择国际惯例调整合同,并在国内法任意性调整的领域适当尝试概括并入成文的海事国际惯例.     

关于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探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包括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条约在国内适用时的解释三方面的内容。本文指出针对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立法与实践较为混乱的问题，我国应在《宪法》中对条约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采用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条约适用方式，并区分“直接适用条约”与“非直接适用条约”，以便更好地确定在“直接适用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如何适用及解释条约。     

涉外经济合同法适用问题

签订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涉外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属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当事人的各方都特别关心适用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出现争议时,以哪个国家法律为依据,都将直接关系到合同当事人与有关国的权益。笔者仅就涉及经济合同法第五、六条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粗浅理解。 (l)“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当事人经过自由协商,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以国内法、外国法以及国际公约、国际惯例来作为准据法。这种选择又有两种形式:“明示”,即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出合同所应适用的法津,或者发生争议后,当事人一致用书面或口头同意合同适用的法律;“默示”,当事人对于合同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表示,一旦发生争议,法院往往根据某种迹象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但这种推定,往往不代表当事人的真正意图。所以,默示也为有些国家所否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明示是肯定的,而对于默示则未明确加以肯定或否定。我认为,默示选择,应予排除。     

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商业惯例是指出于调整国际商事交易的目的而制定的反映商业习惯性做法或被广泛接受的有确定内容的商业规则和标准,在国内法认可的范畴内可独立调整合同;目前国际商业惯例可以作为特定领域内特定问题的解决依据;国际商业惯例调整合同的三种理论模式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有进步意义但也存在不足.     

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是指法院以条约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出裁判。适用条约有别于援引条约和遵守条约。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其实是法院适用私法条约，公法条约不宜在法院适用。法院适用条约应该有宪法或基本法的授权，条约可以规定其适用条件，但其自身不构成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私法条约的解释既有条约解释，也有法律解释。由于法院适用的是私法规范，因此，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是法律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解释。此外，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应通盘考虑条约与法律的位阶，不应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高于国内法”原则。     

浅谈对“挂靠企业”的理解与确认

为此，结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及国际实践，笔者认为，应对当事人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意思自治作出如下限制：一是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不得与我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二是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国际技术转让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判断标准合理而先进。当事人未作有效法律选择时，我国是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并根据特征性履行理论，规定“技术转让合同运用受让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我国立法既拒绝采取完全交由法院自由裁量的作法，也不采取只允许法院适用立法上特别…     

刍议国际惯例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惯例包括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当我国法律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法院等争议解决机构也可依职权适用,既可适用间接规范的国际惯例,也可适用直接规范的国际惯例。     

关于仲裁机构受理涉外案件的若干问题

涉外仲裁案件具有其特殊性，加之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并不十分完备，按照我国（仲裁法）而新组建的仲裁机构在审理涉外仲裁案件时，必然会遇到某些实践上或理论上的问题，本文谨就有关问题谈一些认识和看法。一、审理涉外仲裁案件所应适用的法律新组建的仲裁机构审理涉外仲裁案件除了在程序上须适用中国的仲裁法等法律外，其所适用的法律可能是中国或外国的国内法、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涉外仲裁案件与单纯的国内仲裁案件相比，在法律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该案件相联系的几个国家的法律都有适用于该案件的可能，即仲裁机…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损害赔偿规则及其对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意义

1994年5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为国际商事合同确定了一般规则，它可以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件，也可以作为国内或国际立法的范本。虽然它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完全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由于它尽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活动中广为适用的惯例和规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更具广泛的适用性。中国是国际私法协会的成员国，中国批准并加入了《通则》。中国商人在国际商事合同中可以选择适用《通则》作为解决合同纠纷…     

试论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曾是《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至今在国际层面尚未达成统一约定。由于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复杂性，可将其法律适用分为私法和公法两个层面：前者采取“有限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为补充的原则，而且法律选择不得违反受方国的法律法规；後者对涉及公共秩序、国家主权或强行法规定的事项，必须适用当事方国家的法律。中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时，也应采取类似原则；封必须适用中国法律的合同，其有关技术转让的法律适用也应遵守中国的法律。     

当事人未作选择时PICC在仲裁中的适用

本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布的案例，分析了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在不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四种适用情况，即作为合适的法律原则或贸易惯例适用，作为国际统一法律文件的解释和补充方式适用，作为现代商人法适用，以及作为合同部分无法律选择条款时适用。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在此种情况中，在合同领域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违背，还是对当事人默示意思表示的承认，分析了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理论及实践基础。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与传统的冲突法解决方法相比，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更为简便，对我国合同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也不无裨益。     

论完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作了探讨。第一,要统一外商投资立法,途径有三:统一制订《外商投资经营企业法》;将现行三大涉外投资企业法分离,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划归重新制订的“外商投资法”调整,一部分内容直接划归国内《公司法》及国内相关企业组织法和国内其他部门法调整;将国内经济法律直接适用外商投资关系。第二,要完善有关外商投资法律适用制度。提出我国外商投资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从新兼有条件从旧原则”、“完全从新”与“完全从旧原则”、以及“有条件从新”与“有条件从旧原则”。第三,完善外商投资立法的内容。根据我国外资立法的实际情况,提出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立法经验,补充外资立法内容;在外商投资立法中,增加并完善“国民待遇”;以国内经济法内容直接适用外商投资关系,最终达到外商投资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统一。     

“适当论”: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理论的归结与扬弃

一、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国际私法原理，所谓“国际合同”，是指由于某种跨国因素的存在而涉及不同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或不同国家之间法律的选择的合同。②“跨国因素”和“法律选择”两种情况并存是我们确定国际合同的依据，两者缺一不可。但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跨国因素把一项合同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该合同具有了国际性，可能产生法律选择问题。但是，有了跨国因素，却未必当然涉及有关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未必当然发生法律选择问题，因而该合同也并非当然属于国际合同。③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是一个…     

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界定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国际惯例,它大致包括在国际合同、运输、保险、支付与仲裁等领域中存在的国际惯例。但是,要给国际贸易惯例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大多数国家的有关立法只是提及惯例,而未给予明确定义。例如,《德国商法典》中规定:“在解释商人之间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意义与效果时,应充分考虑到商业交往中适用的惯例与习惯”。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贸易立法也都是以“言及而不定义”的处理方式。如,《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及联合国欧洲经济会制定的《关于民商事判决的管辖与执行公约》,都提到了贸易惯例的作用,但都未对其做出任何定义①。     

情势变更案件处理的路径与策略

本文从法与理的结合上,对我国处理情势变更案件的问题作了新的阐释。文章认为,虽然我国民商法律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处理情势变更案件并无法律障碍。在法律路径选择上,涉外合同关系可适用国际惯例,国内合同关系则分情况而定:有具体规定时适用规定,无具体规定时,可以适用法定的"公平原则"。在适用"公平原则"时,应当注意操作策略: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并注意适用效果和严格的程序。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性给付原则”的立法研究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性给付原则”的立法研究刘仁山一涉外合同领域一重要问题就是法律适用问题，如何在学理上对其进行研究和如何增进其法律适用之科学性，一直是国际私法所关注的焦点之一。纵观各国在涉外合同领域内的立法及实践，各国的立法及判例和有关的国际条...     

浅谈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应采用“分割法”来确定合同各个不同方面的准据法；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除了违反本国强行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国法不能选择外，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当事人选择时，应采用明示方式；而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则应采用“特征性履行说”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法律。     

论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不同的条约具备不同的效力等级,因此,笼统地谈论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适用问题是不严谨的。只有当处于同一效力等级的条约与国内立法冲突时,条约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关于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我国采取的是逐一立法的方式,即只有当我国的一项立法明确规定某项或某类条约可在我国直接适用时,该项(类)条约才可以通过并入的方式直接在我国适用,否则,只有通过制订国内法的方式,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