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行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原因。以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为变量建立效用模型,通过效用最大化分析得出非正式制度影响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之间的替代率,从而进一步影响腐败行为;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影响腐败的期望收益,进而影响公职人员的预算线,最终影响到腐败行为。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房地产领域腐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管理过程中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道德水平、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时的内心因素、"关系文化"显著影响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等因素与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权力制约制度和腐败治理制度数量与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为制度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制度就越完善、实施效果就越好、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越好、道德水平越高、实施腐败行为时内心顾虑越多、对"关系文化"越淡薄,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房地产开发管理中公权力制约力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公众参与程度、房地产产业结构、公职人员的性别和公职人员的职业满足感等因素对腐败行为发生的影响较前述诸因素弱。     

“两个责任”的制度伦理分析

制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两个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两个责任"则是中国共产党之制度自觉品格的典型确证和逻辑必然。"两个责任"的存在价值和依据不仅在于制度反腐,而且在于制度防腐,制度反腐主要是从事后消极应对意义上说的,而制度防腐则是从事前积极预防角度讲的。"两个责任"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从消极意义上为"已然"之权力腐败的应对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另一方面则从积极意义上为"未然"之权力腐败的监督与防控提供了明确的责任担当主体。不管是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还是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终究都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制度化、常态化方式预防和治理腐败,从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两个责任"的提出是党基于制度自觉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制度性承诺,能否承兑,直接关乎党的制度信用,党对制度信用的高扬与持守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两个责任"落实的保障。     

“两个责任”的制度伦理分析CSSCI

制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两个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两个责任"则是中国共产党之制度自觉品格的典型确证和逻辑必然。"两个责任"的存在价值和依据不仅在于制度反腐,而且在于制度防腐,制度反腐主要是从事后消极应对意义上说的,而制度防腐则是从事前积极预防角度讲的。"两个责任"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从消极意义上为"已然"之权力腐败的应对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另一方面则从积极意义上为"未然"之权力腐败的监督与防控提供了明确的责任担当主体。不管是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还是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终究都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制度化、常态化方式预防和治理腐败,从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两个责任"的提出是党基于制度自觉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制度性承诺,能否承兑,直接关乎党的制度信用,党对制度信用的高扬与持守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两个责任"落实的保障。     

如何看待当前国企腐败?

不能说国有企业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同国有企业的制度有什么必然联系。国企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同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格格不入争议一:国企是否必然腐败?关注度:☆☆☆☆☆☆争议焦点:频频发生的国企高管腐败事例,使一些人认为国企的存在是中国滋生腐败的根源,甚至有专家提出了"公有制是滋生腐败的最佳制度"。但也有专家认为应当把国有企     

数字腐败的博弈分析及其对策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本质上是政绩评估者与被评估者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数字腐败出现的原因是"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博弈过程中存在制度缺失.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数字腐败就必须从政绩评估体制与统计制度改革等方面入手,完善作为"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博弈规则的相关制度.     

廉政制度供给不足的文化表征

社会的行为文化表征了制度供给的状况.一个社会要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使其制度文化与其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达到内在的一致性,从而为防腐治腐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我国当前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数额越来越大的现状表明,我们的具体制度安排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取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因此,从腐败现象的文化表征回溯廉政制度的供...     

党内反腐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内反腐制度建设,形成了由规范从政行为、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反腐败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等方面制度构成的党内反腐败制度体系。党内反腐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坚持党内法规与党内规范性文件相配套,注重制定反腐败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注重制定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党内法规。     

政府信用的社会学本质与政府信用重建：新制度主义视角

政府信用是一类特殊的制度信任,其本质是政治合法性.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角度看,政府信用缺失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根本原因是政府信用制度的缺乏;政府信用的重建必须坚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     

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定位

在体制转轨时期 ,新旧体制同时发生作用 ,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使得经济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 ,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新矛盾。此时 ,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来适应这种客观形势 ,在具体操作上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试验。     

制度的内部性外部性失衡与我国政府改革——对我国政府改革相对滞后原因的理论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涉及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政府改革相对滞后又是我国转型期的重要特征,破解政府改革难题成为改革攻坚的核心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也是改革需求者的重要事实。文章从制度的外部性和内部性出发,指出政府制度的内部性与外部性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导致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制度有效性测度解析——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如何确定制度的有效性是制度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提出制度有效性的判定原则应包括制度的效率、制度的正义性和制度的增益性三个方面,并根据经济学的分析原理建构了一个界定制度有效性的测度模型。通过对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制度内涵的把握和理解更加深刻。     

我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探讨

我国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已实施10年,在医改背景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的构成、内容和实施现状,指出该制度在法律基础、分类方法、配套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法律规范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变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郑观应的警政思想

鸦片战争后,近代警察制度被外国殖民者强行移植到了他们在华所建立的租界内,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引进西方警察制度在革除封建衙役制度等弊端上的重要性,提出了学习西方、引进警察制度的见解,郑观应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关于警政制度的看法相当系统化,其警政思想在当时有着重大影响。     

利益冲突与制度创新、政治稳定的互动分析

对社会不平等一般理论的分析,有助于考察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与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况。多元的分配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上的差别。利益冲突推动制度创新,制度改革的不到位又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并影响到政治稳定。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经济学。目前我国正处于急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来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现有理论成果,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学科制度视角下的"妇女学"

妇女学的学科合法性长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妇女学学科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经过学科建制和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妇女学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构思考——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为视角

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的研究为视角,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严格实现"对物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的分离,将刑事缺席审判的范围严格限定为重大贪污腐败的贪官外逃的案件,同时将刑事缺席审判的功能不定位于解决定罪量刑,而仅仅是解决境外腐败资产的归属,即通过缺席判决来确认国家对被告人卷至境外的腐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从而便于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野下来顺利追回流失境外的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