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化与分析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队伍不断壮大，成员结构日趋多样，就业方式、劳动关系走向市场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阶级意识是使工人阶级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是让工人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起来的内在精神动力，它是基于工人阶级特定的社会资源占有状况而产生的绝大多数工人所具有的各种观念、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的总和。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意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它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２０００年，笔者跟…     

国家与公务员的关系:从身份到契约——兼论公务员的忠诚义务

在我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家臣还是官员,上下级都以一种主仆关系而存在。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在国家与公务员之间形成一个不受法律一般原则拘束的关系地带。依据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路线,国家与公务员之间关系必将是建立在公法上的契约关系,从而完成身份的回归,公务员则演变为对法律制度无限忠诚的群体。     

“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研究——以劳动者保护展开

近代社会通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实现了近代社会进步的正义。然而，近代社会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平等自由，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演变成一种“新的身份”——强势和弱势主体，这种新型的身份关系的出现，使得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倒转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基于强势和弱势主体地位的认识，决定了对弱势主体“倾斜保护原则”的必然产生，而“倾斜保护原则”正在实现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劳动关系的人身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性特点，使得表面的、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形成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强势和弱势主体之分，这就应该以“倾斜保护原则”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处理好从自由到平等的转换，进而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     

单位制形成早期国企的“技术动员”及评价

将"动员"概念置于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并与单位制的形成及变迁结合在一起展开理解分析之时,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单位制形成早期国企关于技术动员的倡议及实践,涉及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参与技术革新、班组动员、工人与技术人员相结合等重大问题,而其运动不仅体现其工作策略的现代性,同时也表现出与政治氛围变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与军事、政治、生产等方面的动员不同,技术动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要激发起产业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意识,同时还需要协调与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对工人阶级劳动创造性的承认,其实践直接为后来国企工匠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借鉴。     

构建政府信用与公共责任

一、政府信用的内在涵义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个人、企业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企业改制的社会基础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将引发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就业状况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也关系着企业改制的成败。因此,企业改制必然要求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其提供社会基础。     

单位制度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嬗变

社会关系模式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交往与联系的普遍方式,身份与契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促成了准身份的盛行和契约的消解。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准身份的弱化与契约的复活。从目前来看,准身份去而未除,或将长期存在;同时,契约刚性结构虽已建立,软性文化支撑却有待完善。因此,应当在大力推动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主导性趋势的同时,适当推行从契约到身份作为其补充和完善,以实现契约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论劳动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

劳动法是在对传统契约自由的修正和限制中兴起的。劳资矛盾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最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中的国家干预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从劳动法的兴起历程以及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相关规定的粗浅分析中可以看出未来劳动法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关系是社会力量主导的模式。     

MBO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公平与效率

国企改制是当前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难题,则是MBO的催化剂。应由市场定价,建立完善的中介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从而兼顾改制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论劳动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北大核心

劳动法是在对传统契约自由的修正和限制中兴起的。劳资矛盾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最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中的国家干预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从劳动法的兴起历程以及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相关规定的粗浅分析中可以看出未来劳动法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关系是社会力量主导的模式。     

工会理论与工会工作

第七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内容提要:工会作为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物,更具体一点讲,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是职工群众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自愿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工会在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的基础上,要强化维护职能。要强     

医院改制后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国企的深化改革，企业的社会职能逐步与企业分离，或移交地方政府，或由其他组织承担。企业医院改制为独立法人实体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职工身份、分配制度等发生根本变化。如何以人为本，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和职工队伍素质，是医院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契约精神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契约精神是人类对自由、诚实交易的渴望而塑造的一种精神。法则 ,它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本性与自然本性的统一。国企的改革从财产权利、债的关系以及财产结构的角度 ,都应当充实这种思想和精神 ,使其融入国企的骨子和血液里 ,使企业成为企业家的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企业。     

国家出资企业高管贪污贿赂犯罪难点问题的认定

国企改制和管理的复杂性导致了国家出资企业高管贪污贿赂犯罪认定的一系列难点问题.国家出资企业高管”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界定不仅要鉴别是否为”委派”和”从事公务”,还应认定其实然职务行为与应然公务行为的关联.剖析国有出资企业高管隐匿国企资产行为时,对企业资产的范围、隐匿的行为方式以及改制后的企业属于原国企高管个人持股的企业还是属于职工集体持股的企业等问题的认定在实践中仍要谨慎.对”实际控制”的理性分析则是高管贪污贿赂犯罪既遂标准的关键.贪污数额是否应按照国有股份比例扣除,取决于贪污的国企资产是否还存于国有资产中.     

劳动合同与争议解决的法律问题研究/契约自由的规制与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制度是构筑、规范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7年6月颁布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辩；2008年1月施行后，基于该法的规定，劳动争议也迅猛增加并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为此，本专题以新颁布的Ⅸ劳动合同法》为视角，通过与“劳动法》的比较，着重就如何理解契约自由及在劳动合同领域的规制、立法定位、劳动合同期限的缺陷，以及当前劳动争议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和在新形势下劳动仲裁的举证责任规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     

浅析非国营企业临时工劳动争议的处理

<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制度三大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劳动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形式日趋多样化,除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外,有乡村(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以及由它们相互联合组成的联营企业(以下统称为非国营企业)等;二是劳动关系利益日趋复杂化,除了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有的平等的互相合作关系外,很多企业都不在同程度上存在着雇佣关系,劳动关系的多样化,使劳动关系的双方利益复杂化.在用工形式上,除了原有的固定工、合同制工人外,有季节工、轮换工、协议工(包括钟点工     

简论科学技术与阶级、阶级结构的发展演变——兼论新经济时期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科学技术始终促进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并导致阶级、阶级结构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则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起点和基础。在知识经济变革时期 ,科学技术更加直接地作用于社会生产 ,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阶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崭新变化。新经济形态的变革并不意味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结束 ,相反 ,正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工人阶级逐步转变为知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面临着“转型”问题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为工人阶级的转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够顺利实现自身“转型”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身份与契约关系的协调——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保护

当前,随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原先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在这个过程中,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在当今中国,如何在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劳动与土地自由流动的同时,保证那些不能成功实现转型的传统农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达到"优胜劣保",是解决全部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能够使整个社会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

人因自由而成为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未完成者,即能相互敞开自身、呈现自身的存在者,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存在于共在中。这意味着,自由的人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种伦理共同体里,而不可能有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同时,虽然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人类社会之为一种"社会"而不只是一种蚁群,则是因为这种社会是能够自由的个体展开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的成员个体先于且高于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可能是直接契约出来的,而必定以伦理社会为其基础,因而国家负有伦理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理由凌驾于成员个体的自由之上,相反,国家的首要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普遍自由。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