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人士视野中的社团法理思考

在"市民社会、团体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中,使社团组织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缓冲带,既有利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实施,也有利于社会民众权利诉求的释放,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维护民众的合法利益,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和法治社会的形成——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为视角

依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互动理论,经济法是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而产生和发展的,是整和两者的矛盾运动,使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律路径。依此理论,我们可以更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是连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公私性质兼容的法律,这也决定了经济法的程序法必须和它的这种本性相适应,否则难以实现经济法的本质功效。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正是顺应这种时代发展要求的有益尝试,这一制度的建立也将极大地促进法治社会向前发展。     

制度的公共性本质及其公共性的制度安排——马克思的制度公共性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时候,不仅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且也划分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领域。在他看来,国家活动属于公共领域,在该领域中,国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对私人领域人的自由活动的有效协调和正常秩序的维持。在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政治法律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不过,说政治法律制度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仅仅是从最表面和最直接的意义上说的,事实却是,国家通常表现为建立在政治法律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的公共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具有公共性的本质,它不仅具有公共性的价值,而且也要求按照制度的这种公共性要求来进行制度安排。     

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经济法独立的法理思考

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经济法作为法现象和一个法部门,其出现和发展得益于法哲学的发展.社会结构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二元结构到"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三元结构的发展,确立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大结构论.从而经济法属于社会法的领域,它的发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     

市民社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党、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已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组织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市民社会组织与执政党的执政既有相协调的一面,也有相冲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与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使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加强执政合法性。     

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良好发育

市民社会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中国的宪政建设将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与成熟。市民社会通过培养了宪政文化。形成了社会权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局面等方式为宪政建设奠定基础。在当下条件下构建市民社会也应从多方面努力。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各有其限度,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浅析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意义

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现代民主政治又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型塑现代国家,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建设,有利于政治文化的转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且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术语，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近代以来，洛克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较深刻认识且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发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高峰。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是近年来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通过一种历时性的理论考察,能够揭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孕育与推动了民法的成长与丰富;民法规范与保障了市民社会有秩序的自由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民法的影响,以及民法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平衡作用。     

略论黑格尔对王权和任性的基本观点

黑格尔强调王权作最后决断的主观性 ,王权是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环节 ,实际上肯定了“王权就是任性”。但是 ,统观《法哲学原理》 ,可以看出 ,黑格尔明确指出 ,主观任性并不具有真理性 ,不能解决犯罪及其处罚等法律问题。黑格尔反对和否定主观任性 ,具有十分深刻的法哲学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有其优缺点，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批判改造中走上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民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其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在中华法系民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走向了继受欧陆民法的不归路,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民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21世纪民法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创造中国民法的辉煌,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人民。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的发展进程及现实反思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司法能否独立,直接取决司法权体系能否独立与完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司法权体系肇始于清末,至今时届百年。在这不算短的历史长河中,司法权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大陆法系模式、三权分立模式、五权分立模式及社会主义模式,由于缺少良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环境,其独立进程坎坷起伏,障碍重重,难以健康发展,对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秩序造成过巨大负面影响。反思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建立健全真正独立完整的司法权体系、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寻找良策。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