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购型对赌的裁判思路剖析及规则重构

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融资的迫切需求使得对赌协议大行其道,但因对赌协议所发生的纠纷也随之增多。当前司法裁判中,"华工案"与《九民纪要》共同确立了回购型对赌的裁判规则,但现行裁判规则暴露出减资回购顺序颠倒、减资程序无法进行及回购审查标准不明等重大问题,致使对赌协议难以实际履行。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股东与公司间的资本性交易严重受限,现有的以资本维持规则和偿付能力测试为代表的公司资产分配规则存在缺陷,单一运用均难以适应当前的对赌实践需求。因此,结合我国司法现状,需要以资本维持为基础,结合偿付能力测试的优点,对公司资产分配规则予以重构,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购型对赌新的裁判路径。     

股东除名的裁判路径:从理论到实践的嬗变

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股东除名不同于股东退出、股权转让、股权转让限制,总结了股东除名的基本特征;在审判实务中,突破股东除名规则未明确立法的尴尬境地,剖析了现行立法解决股东除名的局限性,并进而认为股东除名规则的合法性依据并非《公司法》第72条第4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行约定条款。提出从不同公司形态、公司章程修正效力、司法干预的有限性和重大事由的确立等方面考量,由法院运用司法裁判权,创设股东除名规则,确立司法审查裁判标准。     

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艺术:《公司法解释四》的创新、缺憾与再解释

《公司法解释四》基于中小股东友好型的司法理念,提高了公司法的可诉性、可裁性与可执行性.公司自治失灵,司法权不能失灵.法官既要精准把握司法解释背后的核心价值观,也要认真甄别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边界.公司决议效力瑕疵案件的裁判要遵循程序严谨、内容合法的公司民主决策理念.股东知情权案件的裁判要遵循强化信息披露、遏制滥权的公司透明治理理念.股东分红权案件的裁判要遵循自治为主、强制为辅的股东价值投资理念.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的裁判要遵循内外有别、动静结合的股权诚信转让理念.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裁判要遵循严控程序、拓宽外延的股东积极治理理念.     

股东平等原则与资本多数决的矫治

股东平等是正义价值在公司法中的具体体现,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两个层面。股权平等只是股东平等的形式表现,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股东平等。资本多数决原则是股权平等的逻辑结果,是股东程序公正的体现,若不受任何限制,可能造成股东实质不平等的结果。在公司民主和公司自治无法解决大股东对小股东权利侵吞的场合,要依靠法律赋予小股东特殊的权利,对大股东课以更重的责任,以矫治资本多数决可能出现的不当结果,实现股东之间的实质平等。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回购

我国公司法虽明文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范围,但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回购问题却未置可否,而司法及学说对此的态度也是莫衷一是。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的特征,且对回购股权有特殊的现实需求。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国外主要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对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管制,对有限责任公司更为宽松。因此,我国应放开对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自己股权的限制。在此前提下,为保证股东间的公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及公司治理的公正,我国应立法制定一系列有关程序、财源、违反的效果及惩罚等方面的配套规定。     

法经济学视角下“人走股留”条款之效力

本文认为,"人走股留"条款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身份与雇员身份之间建立了必要性联系,最高人民法院以第96号指导案例对此类条款的司法适用作出回应,其个案裁判虽然妥当,但可参照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基于对公司激励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条款不满足资本多数决适用的前提。结合企业所有权和交易成本理论,此类条款在实践中发挥着帮助实现人力资本出资的功能。原则上通过资本多数决形成的强制转让条款对异议股东不生效。法院应审查企业的"人合性",关注相关价格条款与中小股东任职保障的公平性,最终决定条款效力。     

有限公司小股东分红权的司法救济

根据我国公司法,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但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诚信体系缺失的当今,小股东的这项权利饱受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在公司充分盈利的情况下长期不通过红利分配方案的侵害。对此,公司法除规定符合条件的股东可申请股权回购而退出公司外,未设定其他救济途径。本文从个案出发,分析了小股东在行使分红权时遇到的障碍,指出对小股东分红权进行保护的法理基础和价值意义,进而对小股东分红权的司法救济提出了三项建议。即:一、明确股东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分红诉权,建立股东分红诉讼制度;二、完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建立大股东过错损害赔偿、恶意规避退股条件的审查惩戒、股权回购评估、股价先行给付和股价适当补偿机制;三、赋予小股东转股权,畅通小股东的退出渠道。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论《公司法》的法典化：由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思考

法典化是公司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核心是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核心价值体系缺失或破碎是最大的法律漏洞,也是行为失序与裁判失灵之源。确立四大核心价值体系是公司法走向体系化的第一步。国家有义务促进公司利益共同体的持续繁荣,推动公司、股东、债权人与利益相关者多赢共享。建议采用统一的“公司”概念,打造普惠型一般公司法,并为特殊类型公司定制个性化规则。在保护债权人的前提下,法律应合理包容中小微公司治理的灵活性缺陷。上市公司规则应升级为公众公司规则。要允许股权自由流通的有限公司公开挂牌交易。建议落实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理顺公司决议权与代表权之间的源流关系。建议将《民法典》第61条第1款纳入《公司法》三审稿第11条。建议整合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人合性应回归公司自治。建议将实控人纳入法定必要登记事项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中的责任人。建议细化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确认独立董事有限责任原则。公司有权自主设管理层职位。建议导入公司集团制度,破解一仆两主困境,承认法人董事,明确股权间接转让规则。     

论我国利益冲突交易的统一综合调整

对于利益冲突交易,《公司法》给出了以第21条为指引的“公平审查”和以第148条第1款第4项为指引的“公司自治”两种调整方式。以两条规范分别调整两类利益冲突交易的做法,造成了关联交易是否须经自治程序、自我交易是否须满足交易公平的裁判分歧,引发了对两类交易应区分调整抑或统一调整的理论争议。两类交易不存在本质区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董事、监事、高管之差异也无法推导出二者应区分调整的结论。故而,应以利益冲突交易的概念统摄两类交易类型,并予以统一调整。在此前提下,综合运用“公平审查”与“公司自治”两种方式。即以“公司自治优先,公平审查兜底”为原则,以识别规则、报告规则、决议规则与效力规则为规范群,构建规范体系。具体而言,通过识别规则,利益冲突交易被限定为公司控制者、董监高为交易相对人或与相对人存在关联关系、利益关系的交易;报告规则要求利益冲突方应及时向公司报告;决议规则要求公司法应授权公司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决议程序,及采用何种决议程序;效力规则要求增设交易不公平为交易效力的瑕疵事由。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则探究

作为一顼强制性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股权的价值取决於目标公司的资本状况、经营情况等，当投资风险超出股权收益或股东寻求他种投资渠道时，股东既然不能抽逃出资，那么保证股东退出公司的途径之一便是转让股权。鉴於实务中大量出现的股权转让纠纷，2006年《公司法》就股权转让规则加以完善，并且2011年的公司法司法解...     

认真对待公司法: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股东间协议在公司和公司法实践中大量涌现,甚至出现了"协议替代治理"现象。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公司法上公司观念的落后和对股东会、董事会定位的不合理。在将公司视为股东手臂的延伸的公司观念支配下,对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审查视角主要是合同自由、广泛适用民法原则和维护行政管理等,而忽视了公司及其治理的内在要求。从公司法视角,对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审查应考量股东固有权利,考量公司独立和公司利益,考量其他股东、债权人、劳动者等利益攸关者。中国法院对股东间协议的审查,应当注重公司法规则本身的理解,尊重公司独立、程式和集体利益,而非简单地运用合同、财产和规制规则来作出裁判。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回购制度

股份回购(Share Repurchase),是指公司基于特定目的,以公开或协议方式将已发行在外的部分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广义的股份回购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回购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回购。2005年我国《公司法》修订时,除了对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进行完善之外,也增加了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的规定。本文主要就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制度的意义,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如何完善展开具体分析。一、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回购制度的意义(一)股份回购制度的价值基础及各国立法比较1、股份回购制度的价值基础为了防止损害公司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回购股份只适用于特定情形,包括股份的强制回购及公司主动回购。强制回购,也即赋予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对公司重大变化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平的价格买回其持有的股份,从而退出公司。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起源于股东平等原则,由于在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上,     

从股权平等到股东平等——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平等原则

一、股东平等原则产生———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现代股份公司具有资合性质,以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加程度即投资比例为衡量标准,实行比例平等。股东对公司的物的参加程度即以股份的形式予以表现。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构成单位,每一股份本身是平等的;另一方面,股份又是股权的表现形式,相同种类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股权必然是平等的。因此,股份平等与股权平等在此种意义上是相同的。股权平等是近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司所发行的各股份的内容应当是相同的,即股份所表现的股东所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以及股东因拥有该股份…     

英国公司法不公平损害制度沿革

“资本多数决”规则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基础，尽管它对于维护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促进公司决策效率的提升，但是无法避免陷入“多数人暴政”的制度危险，也正是多数股东（或控股股东）所造成的少数派股东的一种侵害。英国成文公司法将股东因不公平损害行为受到的侵害作为一种救济类型，由于其避免了“福斯规则”下的繁琐举证而广受少数股东的青昧。作为替代衡平和正义解散公司的制度，压制行为存在程序上的障碍与实体上的狭隘等缺陷。     

新《公司法》股东失权制度之检讨——兼论相关司法解释之制定

新《公司法》创立的股东失权制度旨在维系公司资本真实,督促认缴股东按时出资。虽有诸多亮点,但基于相关者利益影响分析和行动者反应测试,该制度面临规范与实施两个维度八项主要问题：对于失权股东、其他股东、公司及公司债权人而言,临界失权可能导致股东同时丧失控制权能、按比例补缴必然冲击公司股权结构、失权股东对公司的责任不明、公司债权人利益也被一定程度忽略;预判制度实施后的市场主体反应,存在规则屏蔽规则、规则架空规则、规则悬浮空置、规则目的落空等具体风险。究其根源,新《公司法》股东失权制度是等比例失权,其消解了制度的惩罚性。合同解除之民法逻辑,与股权及公司等商事关系的不适配由此暴露出来。通过新《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股东欠资的多种应对路径并引导公司自治方向,辅以董事勤勉忠实义务压实董事责任,可一定程度缓解上述困境。     

瑕疵股权转让的效力及责任承担探析——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瑕疵出资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确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要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股权转让合同如在股东出资方面因意思表示存在瑕疵,该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对于受让人不知情的,可以基于出让人的欺诈行为而主张撤销合同。瑕疵股权转让中的责任承担涉及公司资本充实原则与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利益平衡,在公司对内关系上,应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尊重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对外关系上,应遵循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与效率。     

公司章程越权条款研究——以强制股东转让股权条款为样本

本文将强制股东转让股权条款定性为公司章程中的越权条款。从内容上看,越权条款涉及的是股东的个人事项而非公司内部事项,限制了股东个人利益;从性质上看,因其超出了公司法赋予公司章程的权力范围,不具有公司章程的自治规范性质,即使依资本多数决原则通过,仍然不能产生章程性质的约束力。但经公司部分股东同意的越权条款若具有股权转让合同的要素,则可以依据合同原理对同意股东产生约束力。因此,可将公司章程中的条款区分为章程性质的条款与合同性质的越权条款两类,区分的标准是规范的事项是否属于公司内部事项、是否限制了股东等他人利益;它们的生效判断遵循不同原理,前者依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后者依据合意原则;前者的约束对象具有法定性,后者的约束对象仅限于同意股东。司法者要以包容的心态、理性的方法、柔性的方式审查公司章程中的越权条款,做到既要维护章程的自治规范性质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权威性;也要从公司章程的现实状况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规范,妥善认定争议条款性质,兼顾各方利益。     

审理股权转让案件相关问题的调查——涉及工商登记中交叉问题的研究

股权转让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畅通的股权转让能有效地促进公司筹资和资本流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实现股东投资目的。由于股权转让涉及多重法律关系,股权转让情形多而复杂,所以股权转让纠纷经常发生,并呈增长趋势,特别是股权转让纠纷中的工商登记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更全面了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们对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06年至2008年审理的130件公     

法定代表人任免属公司自治范畴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或者更换,本质上属于公司自治范围,是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并非法律强制管理范畴。为保持公司的活力,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充分保护公司股东选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管理者的权利,而不应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