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分化的发展困境与突破——基于权力-资源关系的分析视角

中国乡村现行的民主自治制度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革,乡村经济发展出现分化,导致了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均衡,也制约到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当前村民自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权力-资源"理论的分析视角,厘清现行村民自治模式的基本类型:汲取型自治、分配型自治、法人型自治和项目型自治。要突破村民自治"悬浮"的困境,必须根据不同经济情况,发展多种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坚持他治与自治互动,继续推进自治重心下沉。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北大核心

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难题,其有效治理虽离不开国家主导,但更需找回村民主体性。为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治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至2022年先后征集推介三批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表明,实现村庄移风易俗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三个维度和路向找回村民主体性。从村庄场域中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和治理技术看,自治规范指导旨在使村民“遵规守矩”,将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相结合;物质利益诱导旨在使村民“德者有得”,运用积分制等开展正向的物质激励;先进典范教导则旨在使村民“见贤思齐”,发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身边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上找回村民主体性的这一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合了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村民自治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当前在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中还存在乡镇政府干部制约村民自治的正常进展、村委会干部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和村民自治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要完善村民自治，首先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使之成为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其次要完善村民自治的监督机制，保障自治权不被异化，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真正实行民主选举。     

产业扶贫普惠型奖励项目与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产业扶贫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言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重要治理方式,普惠型奖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的项目类型之一。通过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以中原M县科技局奖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或私人资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规避风险"和"完成任务"维度缺失,面向上价值型关系理性居于首位,"政绩"优先于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惯习"被其他维度覆盖,在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维度内"平衡"优先。     

从断裂到整合:对乡村振兴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基于冀西北地区X村的个案研究

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内,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均衡互动。参照社会整合的分析框架以及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历经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和全方位的市场洗礼之后,当前的乡村社会同时出现了由传统宗族萎缩和村级组织涣散诱发的组织断裂问题、由伦理原则变迁和公共文化式微诱发的文化断裂问题以及由乡绅消亡和精英虚化诱发的精英断裂问题。面对缺乏有机统一性的断裂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有效重整村庄社会入手,依循重建组织资源、复兴公共文化、强化精英供给的实践路径,筑牢与国家正向互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

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村级集体经济问题时较多地聚焦于其功能和目的、历史与现实、发展原则和要求,而较少关注到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不同村庄所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项目嵌入-公众参与"的二维分析框架和浙北J市S镇的田野调查发现:新时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由依赖纵向国家项目嵌入向组织和激活横向社会网络转变的新趋势,其发展形式呈现出政社耦合型、社会嵌入型、政治嵌入型和双重脱嵌型四种理论类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类型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发挥的分配、互惠、悬浮、兜底保障等不同功能,以及国家治理机制上的分殊。此外,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内外限制性条件。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政治嵌入行政: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弹性运作"

当前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实施实效不彰,"弹性"执行现象多发。对此,学界有政策不完备论、街头官僚论、地方性知识论和府际关系论等几种解释,但都存在不足。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从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运行实际出发,探究了实践中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多种"弹性运作"表现及实施机制,揭示出基层政治运行中存在的治理逻辑、政绩逻辑。分析表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嵌入行政"是导致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执行出现"目标替代"及"弹性运作"的根本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     

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与困境

不同于既有的条件形式说、历史制度说,结构同样是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秭归县为研究对象发现,影响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性要素可归纳为单元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等四类。其中,单元结构是自治重心需要下移的基础,利益结构是自治重心能够下移的核心,权力结构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结构则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正常运转的保障。但重心下移后的村民自治依然面临着新的结构性困境与挑战,如动力机制缺失、人才接续不足与再度被行政化。基于此,各地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有针对性地破解上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