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女性职业地位变迁

在中国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巨变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对个人的职业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个人的职业获得与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流动空间的加大,并未给女性带来与男性同等程度的职业流动机会,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业流动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障碍,因此女性的职业地位变迁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此,女性的职业地位是指不同群体女性在就业过程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变化,既反映了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多重影响及应对措施

人工智能是影响当前与未来就业的重要因素,它对就业的影响可能甚于以往的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同时具有就业替代和创造效应,但智能系统替代人类劳动需要一定前提条件,其创造就业的作用也受到诸多因素限制。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将体现为高低端岗位两极增长趋势。人工智能发展还会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时间、改变劳动报酬而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方应共同努力,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各种影响。其中,政府需着力于完善制度安排、加快制度创新,企业要努力协调好与劳动者的利益关系,而劳动者则应主动作为适应新变革。     

新职业群体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随着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新职业群体层出不穷,且群体规模逐渐扩大,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涌入,为处于择业期的青年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选择。由于新职业就业形式灵活、用工关系复杂多元,在呈现出新趋势新特点的同时,也面临一定问题与挑战。针对当前新职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应统筹处理好促进新业态发展与维护新职业群体劳动者权益的关系,多措并举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更好地保障新职业群体劳动权益,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我国青年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变迁——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十期数据，使用HAPC模型分析了我国青年群体中，高等教育在主客观社会地位回报上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年龄越大，青年高等教育的地位认知和收入回报就越大，在青年中后期，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收入下降更晚，地位认知回升更快。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回报的时期效应呈“V”字型，地位认知回报后期增强趋势不如收入。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有显著的队列效应，随着高等教育扩张，“80后”和“90后”青年收入回报大幅下降。此外，随着年龄和近年来时期变化，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增加趋势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而高等教育收入回报贬值在新一代东部青年群体中更显著。     

中国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

本文应用CGSS2005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客观地位对于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明显弱于局部比较;而在局部比较中,与同龄人比较社会经济地位所引起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感最重要的因素;与自己过去相比是否上升也具有重要影响。青年人群之间的横向相对剥夺和个人前后经济地位的纵向比较是形成青年人群不公平感较高的重要原因,社会应当采用多元改革措施提升青年人群的经济收入分配公平化,避免群体间、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过分拉大。     

当代青年职业流动周期的研究——兼论当代中国青年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18-30岁青年经历了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职业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化.随着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提高,职业流动周期曲线的走势呈"倒U"型,大专、本科文化程度青年职业稳定性最强,月收入在1201-5000元范围青年职业的稳定性要强于月收入低于1201元和高于5000元的青年.职业流动周期反映了青年职业稳定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当代青年的职业发展过程可分为社会闯荡期、职业磨合期和事业起步期三个阶段.     

浅析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

作为新兴职业群体,外卖员的用工关系与普通用工模式截然不同,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了该群体的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劳动维权意愿等相关数据。经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劳动法律认知和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学历均对劳动维权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网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研究——一项基于Y市的安徽搓澡工的田野调查

本文依据笔者对Y市进行的田野调查收集的一手资料,从社会网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过程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钟摆式"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迁移已呈现新的特点;其次,安徽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实现了初次职业流动。这种职业流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层面的水平流动,以亲戚、老乡为纽带的强关系在初次职业流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再次,从搓澡工到包工头的再次职业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垂直的地位迁移。与初次职业流动依靠强关系获得职业机会不同,再次职业流动需要在强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弱关系,获取地位提升的机会。     

当代青年未来发展信心调查

<正>【重要发现】青年群体普遍有信心在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是影响青年群体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披荆斩棘的职场生活"令不同年龄和职业的青年群体向往。在压力与收入的平衡中,不到一半的青年愿意从事"高强度高收入"的工作。社会阶层呈现代际传递的趋势,对父辈社会阶层评价越高,其对自我社会阶层评价越高,对子     

"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与道德风险——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的探索性问卷调查,研究大学生群体中的规模庞大、亟待关注,却被忽略的"穷二代"青年的职业地位流动与道德风险问题,并从社会分层、公平正义视角进行探讨,不乏新意.     

工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

通过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扩展的明塞尔模型为基础,实证研究工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参加社会培训还是企业培训,以上两种类型培训都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工作技能培训会使农民工工资收入增加4.4%,但对于不同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来讲,其工资收入效应存在差异;社会培训会持续对农民工工资收入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内部培训的工资收入效应具有滞后性,并且前者的工资收入效应大于后者,这种效应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上体现的更加明显。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个体的培训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参加周期较长的工作技能培训项目。此外,培训补贴应向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农民工倾斜。     

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影响因素及成因解析

农民工作为我国流动性最大的一个群体,与务农的农民相比,社会地位较高;而与城镇居民相比,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本文依据社会地位的含义及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关系,选取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职业种类、工资收入、社会关系、居住方式和城市政治参与行为等作为变量,分析了其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并从经济地位、社会流动惰距、社会地位评价机制、政策外部环境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成因。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青年代际流动与代内机会非公平——基于“屌丝”逆袭的社会学分析

"屌丝"作为青年网络群体性话语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屌丝的逆袭即是自称弱者的青年群体部分成员,为了满足内心诉求,成功获得高帅富资源的行为。研究表明,屌丝逆袭的原因在于其同高帅富群体差异性基础上的代际流动非公平与代内机会非公平。逆袭的实现条件包括:提升个体人力资源、建立沟通平台、增强社会示范效应、完善公平制度与法律。     

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2021年新青年市民群体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描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重点分析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时期变化情况。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表现为其在业比例较高且较为稳定、职业层次略有提升、就业稳定性有所改善、工作收入持续增加、劳动保障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是也存在工作强度普遍过高、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和队列差异依旧明显等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变化是农民工就业保障政策和教育事业发展等宏观背景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禀赋和家庭压力等微观因素共同形塑和影响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健全劳动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多元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以切实和系统地推动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当前青年流动的空间分布变化及趋势

当前青年就业地域选择、就业观念及就业形势呈现新特征，空间流动呈现出向西部分散、向基层回流、向中小微企业靠拢等趋势，城市发展、职业期望、故土情怀都是影响青年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针对青年流动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居留意愿，可以从强化政策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创业扶持等方面入手，为青年施展才干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新就业形态给青年群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技术进步和就业领域的扩展，数量庞大的青年劳动者选择进入以灵活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就业形态领域就业和工作。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和新工作场所特征的灵活性对青年群体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只有在大力推进新业态经济的同时，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对话机制，创新推出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规范和标准，为其建立更加通畅和宽阔的职业发展通道，才能保障新就业形态和青年群体相互成就。     

自动化技术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及技能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制造业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自动化升级浪潮对制造业劳动者的就业和技能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最甚。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实施自动化升级的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区分出两种技能发展路径及其对制造业就业岗位和劳动者技能变化的影响。第一种是自动化—技能替代式路径，企业主张减员增效，推行以机器替代人工技能为导向的技能管理策略，其结果是大量技能工人岗位被取代、少量机器维护岗位得以保留的自动化生产模式。第二种是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企业在推广自动化的同时重视对工人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并建立完整的技能培养体系，其结果是在整体岗位数量小幅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产能的大幅提升，技能工种类型多样化、技能型工人所占比例增加。本文认为，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更符合我国发展技能社会的政策导向，有助于促进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技能提升，实现制造业产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升级。     

我国青年环境关心的变迁演替——基于CGSS2003—2021的数据分析

青年群体的环境关心水平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利用三期CGSS数据，探寻在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青年群体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替变化的。研究发现，青年环境关心的历时性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转轨、生态环境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等时代特征密切相关：1.经济收入对于青年环境关心的影响呈现倒“U”形曲线，出生于20世纪60—80年代的个体，收入对其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效应整体上在波动增强，对于“80后”的青年群体，收入的影响效应在持续减弱。2.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青年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效应则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减弱。以上发现对于国内环境关心经验研究的整合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木闲消费选择的动态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消费函数理论，构建休闲选择模型来分析休闲与工作时间替代关系及如何选择最佳的休闲时间。休闲消费选择模型及工资收入变动与收益变动对休闲选择的最优分析表明，休闲消费与工作时间相互替代，而且休闲消费会产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为了提高对休闲消费正确认识，避免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产出负面的影响，提出休闲消费引导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