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诱惑侦查均充满争议,并在争议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考量国内外立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构建完善的诱惑侦查制度。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的完善路径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查处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技术侦查、搜查、强制措施、讯问等的程序设计和实践探索一直都有所争议,如何进一步对其加以完善成为司法实践较为紧迫的问题,应有效开展研究,进一步加以改进。     

诱惑侦查的是非之争与规则细化

尽管对诱惑侦查的争论从未间歇,但深植其中的实践理性与人权保障的终极目的使之生命力愈发顽强。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增设"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等关涉诱惑侦查的具体内容将进一步提升侦查的法治化水准。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争议的内容却用了及其简略的法律条文,不仅难以消解人们对该制度存在的一贯争议,而且极易导致其实践"失灵"抑或"变异"。鉴于此,有必要从程序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诱惑侦查的司法适用规则予以补充与细化,力促实现侦查主体法定化、案件范围类型化以及判断标准可控化等,并适时创设"后司法审查制度",以促生该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规制

随着各类新型犯罪的不断出现,诱惑侦查这种历史悠久且被许多国家法律认可,被世界各国侦查部门广泛应用的侦查手段,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也逐渐增多。从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焦点就在于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对被诱惑犯罪者的罪责问题。这些争论反映了运用这一侦查手段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人们要求将侦查活动严格纳入法制轨道的呼声。鉴于我国法律尚未对此做出规定,为了使这一侦查手段得到广泛而合理的应用,有必要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法律规制进行探讨,以指导侦查实践。     

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技术侦查虽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中国现行法律无力制约技术侦查，其合法性一直颇受争议。因此，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退退两难的问题。追严重妨碍了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制约了办案效率、影响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只有通过刑事诉讼立法明确技术侦查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难的最佳途径。     

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也日趋复杂化,一些新型犯罪,如毒品、假币、贿赂、有组织犯罪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和嫌疑人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运用传统的侦查方法往往束手无策。实践中,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即是其中较为有效的侦查手段之一。然而,尽管诱惑侦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大量存在,但其合理性及合法性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备受争议。综合各种学说和观点,对诱惑侦查可以这样界定: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时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     

从"猎杀大熊猫"事件析诱惑侦查在我国立法的空白和构建思考

诱惑侦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相当程度的使用,但在立法上却是空白,理论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借鉴各国和地区关于诱惑侦查的相关规定,在我国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构建。对诱惑侦查法制化,应包括基本原则、法律规制和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三部分。     

侦查谋略之运用及其底限

所谓侦查谋略,实质就是侦查机关为求查明案情、查获证据而对法定侦查措施的一种策略性、灵活性运用。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侦查谋略具有以下两个显着特征:一是形式上的合法性,二是智谋性和策略性。侦查谋略具有的打擦边球特性及其所导致的双刃剑效应,带来了法理上关于侦查谋略合法性、合理性的诸多争议。从法理上讲,一方面,侦查谋略在司法实务中的产生和运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应当适度容忍侦查机关的擦边球战术,但另一方面,也应当为侦查机关运用侦查谋略设置必要的底限,以确保侦查谋略的正当和妥当运用。     

侦查谋略之运用及其底限

所谓侦查谋略。实质就是债查机关为求查明案情、查获证据而对法定侦查措施的一种策略性、灵活性运用。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侦查谋略具有以下两个显着特征：一是形式上的合法性，二是智谋性和策略性。侦查谋略具有的打“擦边球”特性及其所导致的“双刃剑”效应．带来了法理上关于侦查谋略合法性、合理性的诸多争议。从法理上讲，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问题与改革——基于我国侦查实践的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了庭审阶段。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争议大都集中于初查或侦查阶段,因此部分侦查机关已将该制度应用于侦查阶段的鉴定程序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此看来,仅仅在庭审阶段建立专家辅助人,必然存在较多局限,而侦查阶段的鉴定程序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势必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因此,立法应根据诉讼实践,对目前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完善,以建立合理可行的侦查阶段专家辅助人制度。     

我国刑事侦查的基本程序及改革完善建议

刑事侦查是一个过程,即从立案起侦查终结,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步骤和环节,在这些步骤和环节中,又包含了许多具体的侦查工作和活动。由此看出,刑事侦查过程是一个十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因素。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强制措施等规定得不尽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违法、违规操作的出现。本文从此角度入手,对我国侦查过程中某些颇具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侦查过程的把握和驾驭能有裨益。     

论批捕权的合理配置

近几年来，随着刑事司法领域中某些错案的披露，学者们开始审视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负有公诉职责的检察机关同时享有批捕权问题更是备受争议。为了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有效地实现司法运作的最终目的——公平与效率，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法律监督功能，就有必要重新考察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多重作用，认清逮捕与羁押之间的关系以及造成羁押率居高不下和超期羁押的痼疾久治难愈的真正原因，     

诱惑性侦查正当性研究

伴随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犯罪案件也是日益秘密化、智能化.以前通用的一些侦查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刑法追究犯罪的需求.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诱惑性侦查也就应运而生.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在我国法律上对其尚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出现,其手段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备受争议.对于此问题正当性研究,我国应区别地承认...     

论刑事特情制度的构建

刑事特情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对抗犯罪的有效侦查措施,在打击犯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通过刑事特情可以使侦查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节约侦查成本,刑事特情为侦查活动提供有利的情报与证据.但是刑事特情中的许多问题,如刑事特情能否犯罪、刑事特情的管理.刑事特情的刑事豁免等问题一直都是理论、实践和立法所关注的焦点.关于刑事特情的讨论,立法界与司法实践活动中缺乏系统的理论,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规范刑事特情制度为出发点,而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提供指引,使得对刑事特情的使用法律化,提高刑事侦查工作的科学性,保障侦查效益.     

浅析诱惑侦查研究及引起的思考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对诱惑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审视,提出对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应加以严格限制,应借鉴西方,结合实际,构建我国的诱惑侦查体系。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 ,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什么是诱惑侦察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何教授,诱侦查是一个值得一谈的问题,因为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司法实践使用越来越多,诱侦查及其所获证据的合法性问题需要探讨.     

私分国有资产罪之主体构成要件要素探究及立法完善建议

我国在修订1997年刑法时增设私分国有资产罪这一罪名，该罪名设立十余年来，对遏制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作为一名奋战在侦查前沿的检察院反贪部门干警，笔者欣喜地看到很多私分国有资产的罪犯被绳之以法，但欣喜之余也不乏忧虑和困惑，从事反贪侦查工作多年，笔者多次因主体身份问题让一些本可以成案的线索止步于初查阶段。由此，笔者对本罪之主体构成要件要素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结合多年来从事反贪侦查工作的司法实践，提出相对应的操作性较强的立法完善建议。     

浅谈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使用诱惑侦查来查明案情、获取相关证据的案件。但是由于诱惑侦查制度的特殊性,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对其进行规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却并未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同时,在刑事诉讼法即将再修改之际,将诱惑侦查制度纳入新刑事诉讼法中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本文中对诱惑侦查制度一些相关问题予以论述,同时研究如何将该制度进一步完善。     

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考察——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与第150条第3款

美国与德国从宪法或者基本法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不仅对监听实行司法令状,而且对监听令状外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立法上也作了严格限制.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监听措施保持审慎的态度,其例外在美国法院判例上仅限于“一览无余”原则和德国法院仅存“关联性”衡量标准,但因涉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理论和立法上仍颇有争议,从中折射出公民隐私权保障与监听技术有效性在侦查上的紧张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措施仅采用了行政性内部审批制度,这种内控模式还需要从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分歧与立法争议中获得启示,继而建立起相应的限制使用规则并对其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以免实施之时成为滥用之日.